纽约时报:我在中国大学教授西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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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大学教授西方价值观

Martina Paukova

MARTINA PAUKOVA

北京——没人会对中国政府限制“西方式”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感到惊讶。但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下令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新闻了。从表面上看,这种规定实属荒谬。它意味着不仅要禁止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思想,还要禁止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思想家的思想。

排斥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声明,有悖于中国高等教育真实发生的情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反对外国干涉的运动反复出现,但有一种趋势始终没变:与西方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在选拔和提升教授时,更加重视才能,政治意识形态考量减少;在文科教育中尝试运用不同的模式。

当然,政府可以扭转这些趋势,但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知道,现代教育制度需要尽可能多地向外国学习。

以我为例,我在中国的顶尖高校之一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理论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教室里的自由度依然会让我感到惊喜。

我会经常性地讨论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如果严格执行官方的警告,我教的很多东西都属于“违禁”类别。这学期,我们在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一开始就是他1989年的那篇名作。那篇文章宣称,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讨论,已经以自由民主的胜利而告终。学生们像在西方任何一所大学里一样,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我会尽可能以最正面的阐述,来讲解伟大政治理论家的思想,并让学生互相讨论其优缺点。如果课堂上讲的是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我会尽可能为言论自由做出最好的辩护。如果课上介绍的是孔子的《论语》,我也会为和谐的价值观做出同样的努力。我会邀请中国和西方的知名思想家发表客座演讲,不论他们持何种政治主张。好消息是,我的课堂几乎从未受到过政治干预。

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后来,我学会了绕开限制的办法,就是在教授相关内容时,不要在课程名字中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字眼。

研究工作受到的挑战则更大。我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用英语发表著作和文章。但当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后,审查机构就会履行它们的职责。

较早前一本有关政治儒学崛起的书,原定于2008年出版,但我被告知由于北京将要举行奥运会,这本书不能出版: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的时候,任何对中国当代政治稍加批评的内容都无法发表。2009年是现代中国成立60周年,因此这一年成为又一个“敏感”年。在2010年初,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又为延期出版提供了借口。令我惊讶的是,这本书的确在2010年秋天,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短暂时期内得以出版。

近来,审查力度加强了。这次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行动,该行动树立了真正的敌人,他们很想削弱当前领导层的权威。因此,目前对政治出版物的限制比平时更严苛,无论是多么学术的内容。

我通过亚马逊(Amazon)订购的书籍在边境遭到没收。长期以来,我一直要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才能打开《纽约时报》及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网站,但审查机构一直干扰VPN的使用。我那些精通科技的学生帮我绕过限制,但这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且猫变得越来越聪明。我的情绪几乎直接随着网络状况的好坏而变化,最近我经常感到非常低落。

我为了查找资料撰写新书,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讽刺的是,这本书基本上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做出了正面的描述。我不得不离开中国几个月,搜集阐明观点所需的网络资料和被禁的中英文书籍。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继续留在这个受到诸多限制的学术环境中工作,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的家人有一半是中国人,我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此外,我在中国有很多非常棒的学生和同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确切地指出了另一个关键原因:无人争论政治理想的世界可能是和平的,但却是乏味的。中国并不乏味。

中国式的民主贤能政治,是自由民主体制之外,唯一可行的替代制度。我能亲身体验中国的试验,对一个政治理论家来说,夫复何求?

即便如此,我还是支持大学保障言论自由。中国学术界普遍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在公开场合说些什么,我没有遇到一个在私底下也赞成审查学术作品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儒家学者。审查制度只会疏远知识分子。

我自己的学生常说,政治改革应该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但他们越被禁止讨论这些观点,越是会不再抱幻想,从长期来看,这会带来问题。我认为,开放只会让中国的政治体制受益。

我有信心,限制最终会放松。然而我要承认,十年前的我甚至更有信心。

贝淡宁(Daniel A. Bell)是北京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Schwarzman Scholars)项目的主席教授。 他最新的著作是《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翻译:陈亦亭、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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