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网|東步亮:讓于建嶸式的憤怒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咆哮

东网|東步亮:讓于建嶸式的憤怒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咆哮

bkncn-20150625000319038-0625_05411_001_01p于建嶸雖可說只要振臂一揮,百萬人呼啦而上幾乎不在話下,但其實他並不自由。

一周前,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農村社會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于建嶸將所黨委書記潘晨光「約談」他的日誌,公布在網絡上,引發網友熱議。他毫無畏懼,敢於挺起自己脊梁對專制與強權說「不」的風骨,得到網友一片擊節讚賞。

僅僅過了幾天,江蘇行政學院法政教研部教授劉大生,也將學院黨群處處長「約談」他的紀要公布了出來。劉大生被約談的時間是他公布紀要將近一個月之前的5月27日,比于建嶸被約談的時間早半個多月。很顯然,劉大生受到了于建嶸公布約談日誌的激勵。

近幾年來,國內意識形態領域氣氛肅殺,媒體、律師、高校教師等知識界人士受到嚴厲打壓,有異見傾向的知識分子稍有風吹草動,或發表一點言論,或參加一點活動,或有所行動與動作,便遭到中共特務部門──國安、國保及上級機關的持續騷擾,已是普遍現象。中國各地稍有點思想和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幾乎少有不被「喝茶」和「談話」的人。儘管如此,他們仍多數以忍讓、忍受和息事寧人的姿態,盡量不聲張地對待著。畢竟,以一般民眾的眼光看來,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他們寧願把憤怒、痛恨和煩躁埋在心裏,也不願意公開散播出來。另一方面,公開地談論這些,本身也是不被有關部門允許的。如果你敢這一次公開,下一次可能就會遭到變本加厲的報復。所以,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低調、不說話。

就連這次公開「約談日誌」的于建嶸,實際上也有許多難言之隱。他聲名顯赫,在知識界和民眾中擁有非凡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可以說只要他振臂一揮,百萬人呼啦而上幾乎不在話下,但其實他並不自由。在他所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乃至他所居住的北京宋莊,他的工作生活都處處受到限制。比如,今年的六月四日,他被告知不能呆在北京,必須到外地,等過了這一天才能回來。原因是美國大使館當晚舉辦的一個招待會,把他列入了邀請人員名單。儘管他並不準備去參加這個招待會,可是仍然不行。他不想外出旅行辛苦,便關掉手機,不見客也不參加任何活動,躲在書房裏,還是被國保發現了,硬是強逼著把他送上了飛機,等到六四過了才讓他回京。

在此之前,于建嶸還捐資設立了一個「東書房大食堂」,用自己辛苦掙來的講課費,每天免費招待周圍沒錢吃飯的訪民、畫家和無業人員吃面條、饅頭和鹹菜,結果,食堂開放沒幾天,就被警方給關閉了。

這次,他捐資設立北京東書房公益服務中心,這個中心經過了北京市民政局官方正式批准,是一個專門為全國16歲以下貧困兒童募集資金的民辦非企業組織。可是,中心剛一成立,他仍要被所裏的書記約談,稱他「沒有報批」。他終於忍不住發火了:「我告訴你,受夠了。從今以後,收起你那一套。」

江蘇行政學院的劉大生教授被約談,則僅僅只是因為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論街頭政治》。「在香港出書違法嗎?鄧力群同志、李鵬同志在香港出書,那是請示過中央政治局的。我劉大生級別太低,沒有必要請示中央政治局吧?」其實,如果劉大生在香港出版的是一本談吃喝、談養生,哪怕是談文學和藝術的書,都不會被約談,被約談只是因為他的書涉及政治。

不僅出書要被約談,寫文章也要被約談。以在東網寫專欄的作者為例,據我所知,體制內作者中,多數都曾被有關部門多次約談過。這就是當下中國的政治現實。

不僅如此,高校學術講座和討論也非常不自由。著名法學家賀衞方教授近幾天發表微博說,「如今高校講座幾乎都須宣傳部批准,嚴肅的學術討論空間日窄,歌功頌德大行其道,娛樂明星毫無障礙。打壓學術自由、封殺獨立見解,如何能建設一流大學?連帶著,出版界也風聲鶴唳,稍有個性的選題動輒遭禁。回想兩千年前後,反而有相對寬鬆的學術環境。才幾年!究竟哪裏出了問題?」

好在有了于建嶸、劉大生們站出來,開始勇敢地面對這些嚴酷的「潛規則」。于建嶸說:「中國的知識人,都應該勇敢地站起來,將那些騷擾和羞辱性的約談曝光,讓那些自以為是的約談者無地自容。」

回避衝撞,只能隱晦地表達不滿,「表面上服從權威,內心裏隨時準備著推翻權威」,這是中國知識人「古老的民族性格」,很多中國知識界的精英認為,不能再讓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了,「必須憤怒地咆哮出來」。只有于建嶸式的憤怒的咆哮聲多起來,中共的為所欲為才會在咆哮聲中瑟瑟發抖。否則,所有中國人便只能在中共的咆哮聲中變成一個個徹底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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