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鲍彤纪念六四,兼谈邓小平与中国的腐败

鲍彤纪念六四,兼谈邓小平与中国的腐败

北京——我被告知从五月六日到六月四日不得接受采访,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二十六周年。

中共《党章》说,有个东西叫“邓小平理论”。出于政治需要,把党魁册封为“理论大师”是共产党的一种游戏,但事实上不存在“邓小平理论”,正如人间没有“秦始皇理论”一样。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并不依靠理论,邓小平也用不着。他凭借毛泽东为共产党打造的权力,开创了一条“邓小平道路”,使中国进入了腐败的深渊。不同的是,焚书坑儒很少有人歌颂,“邓小平道路”却香火不绝,被膜拜者们一路点赞至于今。

晚年邓小平自己把毕生经验总结为“两手硬”。两手,特指1989年的“六四”镇压(泛指一切对异议的压制)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宣布谁不听话谁下台,意味着“邓小平道路”从此畅通无阻。

2009年,鲍彤在北京。

Katharina Hess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南巡”到中共十八大有二十年时间,十八大后的三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前二十年各级党官闷声大发财,后三年雷厉风行反腐败“打老虎,拍苍蝇”。

前二十年基本上不反腐,不等于腐败不严重。如果前二十年不严重,后三年所反的腐败分子难道是十八大培养出来的?可见基本不反腐,乃是“邓小平道路”题中应有之义——有领导地隐藏和保卫腐败。

研究腐败专注老虎和苍蝇而忘掉邓小平,好比回忆文革只盯住四人帮而忘了毛泽东一样。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史以来共产党领袖中最富创造性的。原因是与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刚好相反。

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绿灯,南巡讲话因此被称为邓小平“改革”的纲领,尽管它的内涵是含混的。当时我在坐牢,出狱后虽然读到了公开发表的文本,但仍然不知所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发了三句硬话:不改革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的话,内容和主体都不明确。问题是到底谁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可以是共产党自称代表的“工农联盟”;可以是刚被党国平反的“地、富、反、坏、右”;可以是掌握知识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掌握和靠近共产党权力的党国官员及其亲属朋友邻居等等。

但先富起来不是抽象的假设。谁有条件先富起来?邓小平不是小孩子,应该懂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党权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特别在政治改革已被扼杀,特权结构严禁触动的新态势下,普通老百姓下海,除了寥寥的特殊幸运儿外,不淹死就算大幸了。由此可见,有资格先富的,非有权有势的精英,即党的权贵莫属。

这是逻辑,也是事实。看看被“依法”禁止进城的农民和被下岗的工人就明白了。

经济改革直接决定着利益的调整和财富的分配。在党权高压一切的条件下进行内涵不清不楚的“改革”,真相和结局就是权大大发财,权小小发财,无权无势者继续当穷光蛋。

“寻租好猫”

南巡讲话激动着海内外的弄潮儿。中国的商海不同于其他,特色是党管一切。管以关卡为载体。关卡林立,处处有险滩暗礁,不寻租者不得活。中国崛起中,最难于公开表彰的功臣,要算是“寻租”这只被秘密珍藏在黑箱之中的好猫了。

寻租之前,党官的天职是“管、卡、压”,即使对同党手足,兄弟单位,国营企业,也照例全程开红灯,处处留难。作为弄权者,他们最拿手最愿意发出的能量,照例是“负能量”

向谁寻租?抽象地说,向权力寻租;具体地说,向党,向官,向从中央常委周永康,直到乡官村官张三李四们寻租

有了“寻租”的刺激,被埋葬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手段纷纷破土而出,竞相为“社会主义”所用。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一旦被收编到党国麾下,纷纷失去了自由地进行选择和竞争的本质,温驯地为党和权贵谋幸福。从筹款到上市,从签约到验货,无不如此,无一幸免。

招标呢,大概应该“公正”了吧?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一不小心,露出了它的中国特色:谁向他的女伴寻租,谁就能够取得“公开中标”的胜利。

党官是党的肉身。寻租就是和党官合作,齐心合力,把GDP搞上去。这岂止是为寻租者找方便,同样是为党官们立政绩,大而言之,乃是为党国谋发展。

至于摧残民生,糟蹋资源,破坏环境,祸殃子孙,那就应当在硬道理的弹压下忽略不计。

这就叫识大体,顾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硬道理”压倒软道理。总而言之,与其说是有人在向党官寻租,不如说是党官根据党的路线,执行“抓大事”的神圣使命。

“抓大事”就得启用大体制,举村、举乡直到举省、举国体制——取决于你寻的是多大的官。就算县官乡官,在党权覆盖的领地之内,定能胜任愉快。

这是因为被寻租之后,党官自己成了大股东,当然自觉全程开绿灯。不管你利民还是害民,合法还是非法,只要你我共同有利可图,一概慷慨输送“正能量”,保证一切横冲直撞,畅行无阻。寻租虽然无法带动环保,带动内需,带动廉耻,但是靠它带动GDP,真的是得心应手,蛮拼的!

六十多年,中国没有民选政府。党国的基础目前就寄托在统计报表的GDP之上。对党官来说,没有比GDP更耀眼的政绩了。今天替寻租者奔走最力的党官,明天将堂堂正正成为政治明星。腐败与发展齐飞,财运共官运一色,对调动党官的正能量来说,还有什么比它更刺激的兴奋剂?

毛泽东把老百姓的私产充公成为归党支配的国产;邓小平把国产慷慨地以象征性的“作价”转入官僚(及其各种代理人)的腰包。偌大国资“鲁能”居然被“改”为私有。舆论大哗,党国默然。你懂的,默然就是无法启齿但必须坚决奉行的明确信号:此乃南巡“改革”的宗旨,全党上下内外,必须习以为常,不得大惊小怪。

“六四”改变了改革的性质

邓小平的另一只“硬手”,就是1989年的“六四”镇压。当年邓小平调集六位数的国防军,驾着坦克,端起冲锋枪,武力镇压了要求反腐败和加速改革的百万和平请愿者。

既然出了六四,改革想不变质也办不到。在万马齐喑的态势下,谁丧失了语言权,谁就丧失了改革的主导权,沦落为被摆布的对象。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宗旨因此而被彻底异化。本来是党官应当向劳动者和经营者松绑、放权、让利;一变而异化成为按权分配。不要相信邓小平所谓“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六四镇压本身已经改掉了改革的主体和主题,把改革推上了邪路。

评价历史应该根据事实,铁的事实是:邓小平通过六四颁布了划分敌我界线的新准则,本党可以保卫腐败,谁反对本党要保卫的腐败谁就是我党我军的死敌。

化国有为官有,是南巡后标志性改革中的大手笔之一。没有六四的坦克开路,这种东西是无法想象的。

邓小平“两手硬”的威力,可见一斑。

党国反腐有功,民间反腐犯法

十八大后三年雷厉风行打虎拍蝇,看来是历史性的进步,无疑起了擦亮世人眼睛的伟大启蒙作用。革命之血的红旗堕落为藏垢纳污的渊薮。迄今揭出的腐败分子,包括一百个部省级高干和几千个县处级骨干,虽是冰山区区一角,也足以使震古铄今,令中外一切腐败记录失色。中国从头到脚的腐败,纸包不住火,再也无法在世人心中磨灭了。

但中国的谲诡事层出不穷。虽说党国反腐有功,民间反腐却是犯法。群体性反腐败照旧被严厉镇压。被侵害和欺凌的公民继续被剥夺上告的权利。建议通过阳光法案者被抓。揭露党官腐败线索者受审。腐败的尅星普世价值,被公然视为境外敌对势力而遭受讨伐。党的无所不管的权力,正在向法律化、技术化和境外化扩张。

党国现在到底是想反腐败,还是要反反腐败?有人说,只有顶层自己知道。

本文想说明两点:第一,在坚持邓小平道路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改变不了腐败的局面。打老虎,拍苍蝇,不是“治本”,也未必真能“治标”。老虎遍野,苍蝇蔽日,多打一百,少打一千,改变不了存在着全面腐败之路的现实。但是我还是乐观的,我的根据是其逆亦真:离开这条腐败之路,中国就有救了。

第二,“六四”周年纪念日又到了。许多人盼望中共中央领导人能主动承认屠城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我现在只能说,希望如此!我不乐观的根据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足以支持这种可能性的迹象。至于将来会不会出现变数,我不知道。

本文亦由《纽约时报》翻译成英文,并经过编辑。点击此处阅读本文英文版。

鲍彤在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等职务。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成为当时被逮捕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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