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官方课题背后的逻辑

中国大学官方课题背后的逻辑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龚刃韧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不久前,我在《中国大学目睹之怪现状》一文中指出大学存在反智主义等怪现象。其实,改革开放前大学就已存在反智主义现象,但那时主要与频繁的政治运动有关。在以思想言论定罪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群体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打击对象,大学文科教师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跟风式或落井下石式的大批判活动。“文革”期间以“梁效”为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这些政治运动不仅留下了大量“学术垃圾”,也留下学者个人经历的阴影。如为写过批胡适文章而“自感惭愧”的历史学家田余庆晚年说:“那个年代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多数人都只能随着政治运动的风向飘移,难得有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业务长进有限,我自然也是如此。”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正式否定了“文革”,并对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年代结束后,大学里难得出现了追求知识和追求学术的气氛。然而,近20年来中国大学又产生了行政化和计件工场化趋势。现在的反智主义集中体现在管理模式上,在文科方面的一个体现是以承担官方课题的数量和等级作为衡量机构“政绩”及教师“学术”地位的重要指标。在很多大学,承担官方课题还是青年教师晋升职称的条件。

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社科规划办”)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为重大研究项目、年度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其中,重大研究项目每年由“社科规划办”公开招标,由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课题组提出申请。课题组通常由一名首席专家和若干名子课题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组成。资助经费一般为每项80万元左右。受篇幅限制,以下仅列出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排列在前的几个研究方向。因为这种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排在前的题目有重中之重和理论导向的含义。

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3年1月,“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该年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公告确定60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方向原则上确立1至2项中标课题,其中前5项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研究

2.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

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研究

5.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研究

据“社科规划办”2013年7月公布的立项名单公示,第3项“中国梦”又被确立两项中标课题,上述5个研究方向(6项中标课题)已分别由山东社会科学院(第1项)、北京大学(第2项)、清华大学(第3项)、中央党校(第4项,题目改为科学发展观研究)、武汉大学(第3、5项)的课题组获得立项。2013年重大项目第二批又公布了158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4年3月,“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该年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公告确定95个研究方向,其中前5项为: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研究(可分专题分领域确定具体研究题目)

2.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3.中国道路研究

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

5.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

上述第1个研究方向又被确定以下5项“具体研究题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思想精髓研究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系列重要论述研究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

(5)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研究

据 “社科规划办”2014年7月公布的立项名单公示,上述第1个研究方向的5项具体题目已分别由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的课题组获得立项。其余第2至5研究方向分别由中央党校、中央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课题组获得立项。2014年重大项目第二批和第三批又分别公布了192个和33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5年4月,“社科规划办”公布的该年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公告确定90个研究方向,其中前5项为: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研究

2.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问题研究

3.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研究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

5.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研究

据2015年7月20日“社科规划办”公布的立项名单公示,上述第1个研究方向又被确定为4项中标课题:

(1) 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思想研究

(3)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思想研究

(4)习近平总书记治疆方略与新疆长治久安研究

这4项课题分别由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的课题组获得立项。其余第2至5研究方向分别由苏州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课题组获得立项。2015年重大项目第二批又公布了198个招标选题研究方向。

此外,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每年也公布社科研究项目招标课题。例如,据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公开的信息,教育部2015年6月公布的《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指南》共列出50项重大课题,每个项目的资助经费原则上为50-80万元,其中前5项是: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研究;2. 新形势下加强网络宣传思想工作研究;3. 新媒体时代青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4.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文科官方项目招标课题是一种特殊的财政投入方式,明显带有指令性计划经济、用理工科模式管理文科以及强调意识形态导向的混合特色。上述获得立项的课题组首席专家大多数都担任大学或院系所的领导职务,显示出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特点。由于官方项目招标课题已开展十多年了,仅重大项目的立项就数以千计,而且每个项目要求完成时间较短(社科重大项目(第一批)为2年),因此现在一定已产出了大量以“核心刊物”论文或著作为形式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研究成果。

然而,这些每项耗资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元的重大项目成果是否物有所值?学术价值究竟如何?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有没有假大空的“研究成果”?有没有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相信学术界和社会自有公论。

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出版图书超过45万种,超越美国一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的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指出中国每年出版的45万种图书中“垃圾书”超过85%,中国也是“垃圾书”出版大国。认同这一观点的《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朱自奋在《晶报》的文中也指出,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重复出版、跟风出版、劣质出版的‘垃圾书’” 。中国人文社科类图书中的“垃圾书”以及“核心刊物”中的“垃圾论文”的比重也可想而知。

实际上,人文社科研究最需要的是出版自由和充足的图书资料。然而,中国《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从未得到实施。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坦承:“有用的书出不了,稿子发表时遭到无辜删改”,编辑成了“不宽松政策的执行人”和“审查官”(《读书》1986年8期)。

其实,80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后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在图书资料方面,即使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外文图书资料也难言充足,院系外文图书更少得可怜,远不如发达国家的普通大学。前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比任何国家都大。可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苏联时期的档案得以解密和开放时,对如此重要和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档案,本应由政府或学术机构出资及时购买,却是几年之后由商界重返学界的沈志华自费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诸国陆续搜集回来的。

人文社科研究还需要“宁静治学和独立思考的条件”,与申请官方课题毫无关系。20世纪中国学者留下的有原创性的传世之作,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1923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1931、34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40年)、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2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1989年),顾准在长期受政治迫害艰难条件下独自探索的遗作《顾准文集》(1994年)等,都不是申请官方课题的成果,更不是集体写作的产物。世界学术名著同样如此。这或许能说明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些特征吧。

“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大学都停止了教学活动和招生工作。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已意识到在中国办文科大学意义不大。其实,毛泽东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苏联模式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属于“(政治)权威保留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顾准文集》344页)。可是,“文革”结束毕竟近40年了。

中国大学目睹之怪现状

大学在中国公众的认知中一直是一个社会智识、道德追求和创新能力的象征,而中国的大学在这方面的建树却并不如意。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大学在数量方面(如博士学位获得者和论文发表数)有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怪现状。

从人文社科领域而言,有些现象已经与社会的舆论风向的异化互为表里,其中涉及的就是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管理模式的问题。

第一是反智主义。反智主义是指对“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怀疑和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轻鄙以至敌视。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载《余英时文集》第2卷)。目前,反智主义也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模式。这首先突出地体现在用数量来管理学术的现象,即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在某些学科领域(如法学)“核心期刊”又进一步被分为不同档次。“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已成为大学评定职称、奖金收入、提高学术地位的最重要基准。这是典型的反智主义,因为这是对学术研究和学者的蔑视。反智主义在大学弥漫的结果,就是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学者有无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早已无人关注,而抄袭剽窃和弄虚作假通常都会得到单位的包庇(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仅停留在口号上)。

其次,在中国大学衡量教师学术水平的另一特色标准是申请到多少课题及科研经费,其中又分为从国家重点课题到地方项目的各种档次。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反智主义,因为除少数专业需要经费从事实地考察外,人文社科研究与课题经费无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条件主要取决于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同时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中外文图书资料及档案文献。但在中国,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仍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大学内也几乎没人用科研项目经费购置外文图书资料(据了解这些科研经费本来可以用于大幅度提高大学教师基本工资,但只有少数申请人才能获取)。

中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反智主义现象是大学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行政管理模式——大学教授成为计件工,只要会数数,任何人都能胜任学术管理工作。虽然这些年有关部门似乎不再突出强调数量,问题在于已成为“新常态”的反智主义很难纠正——不会因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而改变,因为大学早已成了“数字化”的名利场,涉及到大批受益者的切身利益。然而,若继续用反智主义来管理大学的智力工作,其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上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至高无上,国家对内可压制个人自由,对外可无视国际法。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法学界、政治学界刮起的施密特旋风就是一例。自2004年以来,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学术论文已多达近400篇。早在1932年,施密特就主张主权国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违反国际条约,包括违反《巴黎非战公约》而发动战争,与政治一样,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区分敌友。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的1933年4月,颇有政治嗅觉的施密特加入了纳粹党,成为“新帝国的国家法理论家”。1939年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前,施密特又发表文章声称中欧和东欧是受德意志帝国控制和保护的“大空间”(Grossraum)。

强调国家主义和区分敌友的施密特思想在中国学界受到热捧,如果只是学术界现象也无可厚非(百家争鸣嘛),但如果是因为施密特思想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或当局的需要则耐人寻味了。在弥漫着国家主义的气氛之下,不少学者充当政府智囊通常先揣摩上意,结果不仅无助于科学决策还给人以学者为官方代言人的印象。

与近年来介绍卡尔•施密特受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在德国享有极高声誉的著名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中国学界却少有人问津。拉德布鲁赫由于面对纳粹党勇敢正直地坚持自由、民主和人权观点,1933年5月9日成为第一位被纳粹当局解职的大学教授。拉德布鲁赫也是战后最早对德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追随纳粹党的耻辱进行反思的法学家,他批判了德国法律实证主义,而将民主、人权与法治联系起来。

第三是犬儒主义。现代社会的犬儒主义是指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对现实秩序和游戏规则有着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不内疚的合作”(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载《读书》2014年第7期)。在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犬儒主义突出地体现为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代替了对政治的批评,敏锐的政治嗅觉代替了良知和常识。如法治(rule of law)的涵义本来主要是指限制国家权力并防止政府侵犯个人自由,但却被某些人降格为处理私人之间或邻里纠纷的道具或社会秩序,将宪法问题变为私法问题,因而使法治与法制(rule by law)混淆不清。

至今在中国社会由于法学者们的“贡献”,法治、宪政、民主等常识性概念仍然混乱不清,所以才出现了肯定法治而否定宪政的荒谬现象。法治是宪政主义的核心和基础,宪政主义除了强调“宪法至上”之外与法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1982年中国现行宪法第5条已体现了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精神。

第四是唯“美”主义。这里的“美”指美国,主要体现在中国高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口号时唯美国大学马首是瞻。如不久前,北大人事部负责人到笔者所在法学院介绍学校引进人才和人事情况,基本上以美国的名牌大学作为参照指标,几乎没有提到其他发达国家大学。当代世界一流大学较多地集中于美国是客观事实,但这些年来中国并没有认真研究美国大学的体制(如学术自由、避免近亲繁殖的公平竞争、教授治理等),却把美国社会流行的一些商业行为搬来了,如热衷于对大学及其各个专业的排名、论文引证率的排行榜,等等。其实,这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排名热并非来自美国大学本身,而是一些商业性机构为了市场目的而炒作的东西,也具有明显的反智色彩,因而早已为美国顶级大学有识之士所不屑。

然而,在中国“排名”却成为中国各大学及院系领导最为重视的“政绩”。此外,由于看到美国大学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中国也实行引进人才计划并由官方下达硬性指标,以高出中国大学教授工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薪从国外引进人才,结果能引进的真正人才非常有限但却造成了对国内大学教授不公平的差别待遇。

事实上,美国大学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有着得天独厚条件的:第一,二战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导致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第二,美国以世界最通用的英语为官方语言;第三,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第四,美国是高度发达国家,名牌大学终身教授平均年薪较高——无需用高出本地教授几倍的高薪就能吸引外国人才;第五,美国的顶级大学多为私立大学。对这些方面,不要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也是无法效仿的。所以,在中国办大学言必谈美国未必行得通。

以上仅仅是列出的中国大学部分怪现状,如果细数还有很多。这些作为大学病态的怪现状对未来中国社会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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