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中国:扼杀宽容的夏季

点评中国:扼杀宽容的夏季

中国警察
不愿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又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挑战。

2015年这个炎热的夏季,中国发生的各种事件依旧令人眼花缭乱。但稍加观察,却不难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个让人即使是在炎夏也要心生寒意的指向,那就是:扼杀“宽容”!近四十年中国变革的精神底色是否会就此更迭,暴戾之气是否会更加泛滥,民族的前途是否会就此黯淡?这些,都在这个夏季缠绕着人们的心头。

宽容的复归

从一种大的视角来审视,后文革时代迄今中国人精神流脉上最重要的变化,或许,就是“宽容”精神的复兴和扩展。它在对文革的批判反思中孕育,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启动时代浮现,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延续发展至今,构成其精神的基调。

人们或许还记得,八十年代中,在胡耀邦等领导人的鼓励下,时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先生提出过著名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政策;荷兰裔美国作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的“宽容”(又名“人类的解放”)一书在被禁多年后再成热门,一时洛阳纸贵,学子人手一册。虽然付出不少代价,改革开放中的各类前驱者的探索大体上还是得到了政治上的宽容、鼓励,社会的支持。各种艺术创作、理论探讨因“宽容”得以突破,为后来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对“宽容”的提倡,不同的生活方式、行为、群体文化、宗教得到某种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社会活力再度激发,开始获取自主性。……

虽然官方为维护其教条和各时期政策不断地进行各式打压,思想、政治、文化上的各种博弈也一直不断,先行者也持续为此付出痛苦和牺牲,八九后某些领域发生紧缩;但毕竟,对文革的巨大的历史性反弹,改革开放造就的各种客观形势,市场经济提供的自由边界的扩大,知识分子不懈的努力,年轻一代的开放,从一种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向威权结构演变让度出的某些空间,都促进了宽容精神在中国的深化和扩展。

不容“宽容”

这一切,在最近一两年开始发生逆转,到今夏更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上罔顾法治精神大肆逮捕迫害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网络上封杀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信息,用“安全法”等法律强化各种控制;央视变成审判所;文化上孟崇然道长对“道士下山”导演陈凯歌的道歉要求,斥为“卖国贼”的言论;喜剧小品“木兰从军”的饰演者贾玲在所谓捍卫民族英雄形象人士的压力下被迫道歉,自贬为“无知和疏于学习”;北大副校长梁柱“青年喜欢性生活是西方文化的阴谋”论,生活中动用警力抓捕刑拘试衣间做爱的年轻人……一种不宽容的姿态和行为挟权力的威慑开始泛滥。

上诉事件尽管有些可能出之偶然,也不一定全属官方的统一部署,但内在的精神指向却高度一致,与近两年来官方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教育、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推行的一系列论述和措施一脉相承;也是这些论述和措施必然要导致的后果。其精神上与“宽容”相反,逻辑上更是极权式地要统管一切;文革的实践尚未全面再现,但文革的逻辑已再具某种合法性。

从政治和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迄今未脱极权的权力运作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官方在面临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在合法性缺失,面临种种累积的危机因素面前的一种反弹,是一种极度焦虑的体现。那不断宣称、泛滥的“自信”说辞,从心理学上讲,也恰恰流露出这种焦虑、不自信的心态。

不愿迈出政治改革的步伐,又必须面对现实的种种挑战;否认西方模式,又无法找出有效、具说服力的制度设计;希望获取现代文明的诸多好处,却反对“宽容”等现代文明的精神原则;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却缺乏对社会的信任,甚至对其充满敌意。用维稳—压制的逻辑去应对异议和矛盾,用全面控制来幻想消除分化和差异,不仅药不对症,也与以往成功的改革经验背道而驰,结局注定会归于失败。只是,这其中因内在的矛盾所积聚的爆炸力会让中国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尚不可知。

真假宽容

正如在过去屡屡发生过的一样,在一种真正的宽容精神被践踏的时代,往往会有人出来以宽容为旗号为些不属“宽容”范畴的人和事加以辩护。最近媒体名人吴晓波撰文为与王林合影交往的达官名人辩护,呼吁“宽容”,便可为一例。

这里我们不去猜测吴先生的动机,也不是说吴先生没有按他的立场撰写文章的权利,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吴先生很大程度上是误解扭曲了宽容的精神。宽容不是乡愿,不是放弃批评,没有原则。不是权贵做了脏丑之事可以靠宽容拒绝他人的批评和监督。克林顿不能既享有总统的权势和好处,却要求社会不对他与莱温斯基的关系置评。那只会是强权的逻辑。

而中国许多问题的一个症结,恰恰是权力以及围绕权力的权贵们对社会常不宽容,却反过来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让社会对他们无限度地宽容。这些权贵名人当然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与他人合影,这不是人们批评的重点。至于吴先生说“所有去见王林的人,都是对生命本身有好奇的人”。显然是过于天真了。

这些权贵们照别的照片,除了娱乐八卦,人们并没有表示出特别的关注,更谈不上如此的反感。可见,此次人们关注的重点是:不管是有意无意,通过照片所显示出的是:这些所谓的精英事实上已参与到王林这样一种典型的权、钱、名、骗的交换网络,给与其某种信誉资源,从而构成其中必要的一环。社会上对此的反弹、谴责和批评,关键在此。

无节制的逢精英必反是民粹的,当然是需要警惕的,但对这类现象进行批评的前提首先是精英的行止作为要符合正义和法律;权贵、名人们不能一方面享受其声名、权势给其带来的诸多财富和好处,另一方面却傲慢地拒绝人们对其有任何监督和批评。对这些人的宽容事实上就只能等于对腐败与无耻的纵容。

如果吴先生这样的人士真希望中国出现他所主张的“社会智力底线”,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批评的指向多针对那类与王大师合影的人物,因为显然是他们,不仅对中国社会的“智力底线”也包括“道德底线”的破坏负有更大的责任。

公民的抵抗与文明的再生

所有伟大的文明都具有某种宽容的内涵,也都曾经历过与宽容相连的辉煌的时代。但今天我们所谈及的现代宽容精神是在西方的宗教冲突中诞生,它与传统的宽容精神相连,但更强调的是对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尊重,有着一种内在的平等精神、理性的态度,以及,对精神和文化的探索者、一个社会中的弱视和少数族群的尊重和保护。宽容与傲慢无缘,也不是某种恩赐。宽容与绝对的权威和真理的独占相悖。宽容反对暴力,正如暴力不能容忍宽容。宽容精神衰颓之日,常常就是文明进入灰暗之时。

2015年夏季,这个生命茂盛生长的季节在中国所发生的这一切,预示着中国文化和精神上一场可能的寒冬。为所有精神和文化的生命不被扼杀,为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和尊严能得到保证,暴力不肆虐,寒冬不真正来临,坚持宽容的精神,对各类来自权力和社会中的不宽容的现象进行谴责和抵制,这不仅关系每个个人,也关系到这个民族的未来。三十多年来积聚的社会力量的强弱,文明精神的发育状态,都将因此经受一次严峻的测试。

从历史上看,许多政治压力可能造成文化和社会的委颓,但在某些情况下,又能成为一种文化复兴的催化剂,从另一面锻造型塑准备了新的文明,事与愿违,恰恰形成权力最不想看到的一些新的文明要素的出现。中国能否经受住此次倒退,达成这样一种成果,很大程度将取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民间社会能否韧性地抵抗,坚守宽容,坚持批判——这些既是文明的要义,也是通向文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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