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中国NGO不会因为多了一部法律就手足无措

陆军:中国NGO不会因为多了一部法律就手足无措

【编者注】中国数字时代英语版近日对益仁平创始人陆军进行了采访。除最后一组问答外,下文所有问题均翻译自英语版原文,陆军的回答均为中文原文。最后一组问答翻译自英语原文。

CDT能否请您告诉我们益仁平的背景是什么?您当时为何会创建这个机构?您希望达成什么?您认为贵机构至今为止在实现或努力实现原目标的道路上是否算成功?

陆军益仁平是中国第一个以“反歧视”为机构主要宗旨使命的NGO,注册于2006年12月。当时,我已经志愿从事反乙肝歧视工作三年,越来越觉得反歧视这个事业对弱势群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反歧视机构,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都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专门的反歧视机构,于是就和三位朋友共同注册了北京益仁平中心,专注于反歧视、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其他人权问题。

注册时,我们期待的是推动国家消除针对中国近一亿名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制度性歧视,以及艾滋病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制度性歧视,并进而推动其他领域的反歧视。

通过2007-2009年的努力,我们和社会各界一起,成功地推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彻底消除了制度性乙肝歧视,二十部法律(法规、规章)被修改,多部新法被制定出来。这使得近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受到的就业歧视和教育歧视被消除,以往曾频繁发生的乙肝携带者自杀、报复杀人等现象大大减少。我和同事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很成功的。中国的NGO界和法学界也普遍这样认为。

CDT:益仁平最初与政府关系如何?您在注册这个机构时是否遇到了困难?贵机构正式注册性质为企业,而不是非营利性机构。您能否解释一下您和您的创立伙伴为什么选择了这条途径?这对您的工作是如何产生益处或阻碍的?

陆军:2014年之前,我们和政府的关系要好于我们最初的预期。当时,国内艾滋病领域的维权和倡导类的机构经常会受到当局的严重骚扰,甚至会议和培训被明令叫停、负责人“失踪”。益仁平成立后,虽然受到多个部门、多个级别警察的密切“关照”,但直到2014年夏天,我们的会议和培训还没有被叫停过,工作人员还没有“失踪”和被抓捕。而且,各级各类警方从未指出益仁平的行为有任何违法之处,反而普遍认为益仁平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我们曾经询问过警方和民政部门,是否有可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或民办非企业机构,但答案都是否定的。近年来,民政部门虽然放宽了对“民办非企业”机构的注册,但对法律维权和政策倡导类机构的注册并没有放宽。

公司注册的机构与民政注册的机构比起来,到底有哪些差别,我也不很清楚,因为不了解民政注册的机构。在下面这些方面可能会比民政注册的机构不利:
1. 政府部门向NGO购买服务时,经常会要求NGO拥有民政注册;
2. 在接收外汇时有严格的限制;
3. 不能申请免税的待遇。

CDT:这些年来我一直听说由于中国禁止海外捐助的法规,益仁平无法获取国外团体的捐款。然而您筹到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都不可避免地来自于海外。请问您是如何避开这些法规的?

陆军:2010年,中央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严格限制外汇的接收,但后来中国的NGO还是找到了办法,但需要给政府额外缴纳税款,税率是3%-5.5%。

CDT:您收到的筹款中有多少来自中国?近年来这个数字是否有所上升?

陆军:我们的资金,来自中国国内的不到10%,近年来数字没有增加,而是下降了。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成效比较好,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所以有更多的国际项目合作。

CDT:2015年3月,五女权人士被拘事件发生后,坊间猜测这五位女权活动人士之所以受到打压是由于她们多少都和益仁平有牵连。在她们被拘期间,益仁平办公室遭到查抄,之后又有两名与她们有牵连的活动人士遭到拘留。你认为益仁平是否被有关部门盯上了?如果是的话,又是何种原因呢?

陆军:警方抓捕女权五姐妹的真实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真正的原因是要打击益仁平,但也不一定,因为五姐妹中有两个人从来没有为益仁平工作过。
我觉得益仁平并不是官方镇压NGO运动的唯一目标,其他的NGO也收到了打压:
2014年9月18日, 著名的民间公益机构“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宣布停止运营。

2014年10月9日、10日,知名民间智库机构“北京传知行”的创办人、负责人及多名工作人员被拘捕,办公室被查抄; 2015年1月,一位与国际非营利组织有关的英国人士因警察提出的签证问题被迫离开中国;据2015年3月的媒体报道,另一位与我国民间机构有关的法国人士因类似原因被拘留了十天,其后也被迫离开中国。

另外,《境外NGO管理法》的制定,更说明官方对NGO的打压是整体性的。益仁平作为一个比较大、成立比较早的法律维权及政策倡导类的NGO,受到打压是不奇怪的。

CDT:有不少国际媒体都报道了习近平上台后对民间团体进行的“镇压”,许多国内外人士人都对境外NGO管理法案草案表示了严重关切。然而就在一年前,《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描述了即便面对政治打压,中国的民间团体仍在蓬勃发展,但他们同时也正面对来自于当局的阴晴不定、难以预测的对待。您会如何评价中国民间团体的现状?与您2006年最初建立益仁平时相比,民间团体整体来说是否改变了?

陆军:一年前,我对NGO的处境也比较乐观,因为中国社会矛盾太尖锐,维权活动人士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比NGO更“敏感”,相比之下,NGO的敏感度越来越低。在2011年春季北非和西亚“茉莉花革命”期间,有几百名人权律师、公知、维权人士“失踪”,但没有一位是NGO人士,这也说明了NGO没有被政府认为是现实“革命”的威胁。从那之后的三年时间里,当局针对NGO的打压行动,比2011年前明显减少。

情况起变化是从2014年夏天开始的,起点就是对郑州亿人平的打压。形势发展到今天,明显可以看出来政府对NGO的态度已经变得比2011-2013年敌对了许多,敌对程度远远超过了十年前东欧和中亚发生“颜色革命”的时期,也远远超过了2008年奥运会时期和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时期,更超过了益仁平刚成立时的2006、2007年。NGO界很多人认为,这种敌对态度很有可能是在效仿俄罗斯。

CDT:在境外NGO管理法案的公示阶段,许多国内外个人和团体都发表了详细的批评与反馈意见。绝大多数的批评都集中在该法案中那些过于模糊和宽泛的条例。你认为这个公示阶段会有多大价值?您觉得那些立法人员有没有任何考虑接受批评意见的迹象?

陆军:这部法律草案征集到的意见,看起来远远超过了这部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公安部)和审议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考虑到的范畴,比公安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的全面得多。从已经公开看到的意见和建议来看,原草案如果继续审议并被批准的话,对我国的国际合作将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将严重破坏“对外开放”的政策。

CDT:如果境外NGO管理法案以当前版本的草案通过,您认为会对益仁平及其他类似的团体造成什么影响?

陆军:对益仁平和维权倡导组织的影响不大,因为这些组织本来就长期受到公安、国安、民政部门的严格监控,活动空间极为有限,且不断被税务、工商、公安等部门以各种方式、各种罪名调查、搜查、处罚。多一部法律,只不过是“九牛”多了“一毛”而已。中国NGO的生存环境,本来就不同于俄罗斯、埃及、印度等国家 ,那些国家都是多党制国家,连政党都可以自由组建,“结社自由”受到普遍重视,民间组织有相当大的空间,相比那些国家的NGO,中国的维权倡导NGO长期以来面对的管制要严苛得多,不会因为多了一部法律就手足无措 。

CDT:鉴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也希望了解您对“黑色星期五”的看法?我知道现在还为时尚早,但对于政府目前如此大规模地拘捕律师和维权人士,您最初的反应是什么?您认为他们做此事的动机以及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陆军:我的观点是,庆安枪击事件是造成警察这次行动的直接原因。

吴淦在社交网络上传的视频与央视播放的枪击画面完全不同。王宇公开了警察对她去拘留所探望吴淦的种种刁难和阻挠,然后王宇就和她丈夫以及他们16岁的儿子就一起消失了。吴淦和王宇都在周世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随后周世锋连同他事务所里的其他律师也都被拘捕了。

一百多名律师在网上声援被失联的王宇,然后警方就对一百多名律师展开抓捕。

公安机关镇压庆安事件的原因是警方在扩张他们的权力范围。当局以支持庆安枪击事件中警察一方来鼓励警察“敢于开枪”。其他现象还包括警察在境外NGO法案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警察所承担“救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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