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来说,TPP为何重要?

对日本来说,TPP为何重要?

“TPP,是一定要推行的。我们正在做,也差不多做好了接下来与美方谈判的有关清单和内容。下周与美方代表的谈判很重要,我们一边与美方推进谈判,协调好至今未解决的领域,一边在国内设置好相关必要的法律。”

7月5日,一名在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环太平洋经贸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即TPP)谈判的官员在东京对我说。此刻,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即TPA),TPP谈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成为现实,接近终点。TPP参与国里的两大经济体——美国与日本之间正在进行最后的谈判,以便在7月之内达成最后的共识。

TPP,2010年3月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美国、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发起开始谈判,后来参与的有马来西亚、墨西哥、加拿大、以及日本(该12国在全球GDP所占的比例有约40%)。

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至今并未加入TPP。其理由,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体还没达到TPP所要求的每一个参与国严格遵守的高标准和自由度,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始终认为TPP是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加入之后则是由“日美同盟”主导的。这一结构背后显然存在着一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矛盾与较量,一时也成为了中国主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下文简称亚投行)的战略动机。

这段时间以来,12个TPP参与国以在亚太地区实现高水准的自由化的经贸体系作为目标,进行较为全面的,包括非关税领域、新的贸易议题等在内的谈判。这意味着,TPP聚焦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 ,即FTA)所包含的废除或降低商品关税以及服务贸易,它更加注重制定投资、竞争、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规则框架。另外,TPP所提倡的理念也认为,参与国不应该为了促进贸易和投资缓和环境与劳动的基准。

在12个国家里,日本是最后加入的(2013年7月)。围绕日本该不该加入TPP,如何面对TPP,国内民众的舆论始终处于分裂状态。根据朝日电视台2015年6月底实施的舆论调查,40%的回答者支持日本参与达成最终协议后的TPP条约,37%的回答者表示不支持,表示不好说或不回答的人有23%。

日本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农业、医疗等业界的人士,他们担心一旦国内的市场开放,自己的服务与产品,以及竞争力遭受威胁。也有一些人士对于“TPP真的给日本带来实际的利益吗?”表示质疑。不过,在安倍晋三首相把TPP战略视为日本成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致力于日本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亚太地区提升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情势下,日本政府官员、以及重视对外战略与开放经济的企业家、知识分子等大力支持TPP谈判往前发展。

据我观察,此时,在上层、商人、精英群体里支持TPP谈判的人胜过反对谈判的人。日本外务省原外务审议官(副部长级)、长期负责对美谈判的田中均(Hitoshi Tanaka)在2013年4月,即日本还没有正式加入TPP时为日本最大财经杂志之一《Diamond Online》 撰稿表示,“TPP对日本、日美同盟、以及东亚、亚太地区的未来来说意味着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这样的投资能否结实将决定日本的未来。如果日本能够为TPP的早期成立做出贡献,同时成功使得日本经济更加有活力,这将促进日本重新在东亚地区承担领导作用的战略布局。”

从日本正式加入TPP至今快两年了。曾经,有舆论期待去年4月份奥巴马总统访日期间达成最终共识,未成。一年之后,安倍首相访美期间,也有舆论期待TPP谈判落到实处,未成。不过,对日本政府来说,安倍访美期间未能达成最终共识并非出乎意料,毕竟,推进TPP谈判,务必要等待美方处理好相关的国内法律议题。

在这个意义上,6月24日,美国参议院通过TPA,2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该法案,接下来,美国的TPP谈判就由白宫主导,从国家利益,尤其奥巴马总统一直提倡的亚太再均衡(rebalancing)的角度更加积极地加以参与并推动。

6月25日,安倍首相在首相官邸对于美国国会通过TPA法案一事表示,“这是很大的前进,我欢迎它。我们与美方一起,发挥领导能力,尽力早期达成共识”。

日美两国作为TPP成员的两大国家,全体会议召开之前有必要进行战略接触,在一些关键、敏感的议题上缩小鸿沟,协调分歧。比如,在日本进口美国大米的问题上,日方希望把无关税进口美国大米的上限设置为5万吨,美方却要求17万5千吨,考虑到目前日本国内的大米消费量以每年8万吨的速度下降,倘若从美国无关税进口的大米大量增加,必将打击国内的农家。此外,围绕牛肉、药物、汽车零件等领域的关税比率和征税范围,日美之间也正在进行谈判。

7月9日-10日,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卡特勒(副会长代理)访问日本,围绕农产品的关税问题和汽车协议与日方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结束之后,日方代表大江博招待记者们表示,“日美间依然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只好在月底的阁僚(部长级以上)会议上谋求政治解决。不过,日美之间围绕‘月底内完成TPP谈判’是有着共识的”。

7月9日,在日本政府负责TPP的一把手甘利明TPP担当大臣(阁僚)在东京演讲时表示,“在本月底召开的阁僚会议上能够大致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为70%”。近日,甘利明多次公开表示TPP谈判必须在月底内达成共识,2015年7月是一个最后期限。

至于甘利明为什么执着于务必在7月底之前召开全体会议,是因为他担心TPP谈判被参与国国内的政局所干扰,比如,8月份起,与其谈判并不顺利、国内保守势力易于“崛起”的加拿大将进入选举状态(时间定在2015年10月,但倘若首相解散国会就会提前举行),日本担心加拿大政府因应对选举需求为由对谈判变得消极。甘利的意思是,在12个成员的国内环境一律保持相对稳定的期间内要达成共识,“倘若错过7月这个季节,TPP谈判有可能又要拖延。对日本来说,目前国内舆论大力关注涉及到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有利于我们不受一般舆论不必要的压力,安静地面对国内外的协调与谈判”,上述经济产业省的官员对我说。

7月28日起,12个参与国的阁僚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议。届时,日美的阁僚将继续围绕有关分歧进行谈判,缩小鸿沟。这也是12个参与国之间达成共识的前提。本月底的阁僚会议将左右TPP的前景,外界拭目以待。

对日本来说,TPP为何重要?

如田中均所述,它将涉及到日本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在医疗、农业等趋于保守的领域进行改革,促进国际接轨,使得这些行业更加可持续。

不过,还有一点对日本的未来战略来说绝不容忽视的,起着关键作用的因素:中国。

日本正式表明加入TPP之后不久,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投行。在TPP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2014年10月,除了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创始意向国的代表共聚于北京签约,决定建立亚投行。今年3月,在美国官员持续表示关切与反对立场的情况下,英国表明加入,随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跟随英国。到2015年4月底为止,创始意向国增加到57个。

“中国的亚投行做得比较成功,包括英国、韩国等美国的盟国在内,远远超出预期的57个国家作为创始意向国参与,” 一名日本驻华盛顿外交官这样对我表示。“相比之下,TPP谈判的进展缓慢,假如TPP谈判中途受挫,日美两国的领导能力必然遭遇质疑,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倾向于中国,以及中国所主导的机制。这样,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恐怕要下降。”

显而易见,亚投行和TPP是截然不同的产物,前者是一家聚焦亚洲地区与基础设施的投资银行,后者则是一个影响未来环太平洋地区贸易规则与价值观的宏观协定,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可比性(从组织性质来说,亚投行被视为与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即ADB)形成直接的竞合关系。)。但两者背后的逻辑与内涵却似乎形成高度的一致,即亚投行和TPP是牵涉到中国和日美分别有多大的能力通过协调国内外的利益冲突与价值鸿沟,有原则但灵活地面对形势,制定规则,推动议题。

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相比,日美主导的TPP显然处于劣势与滞后。当然,亚投行的前景也充满变数,毕竟有57个创始意向国,中国作为最大出资国如何吸取其他成员的诉求,证明亚投行的行动力与公信力,仍然属于未知领域。“我当初预想的是30个左右,结果如此之多,管理起来很难,现在,中国反而难以发挥影响力”,一名中国官员在华盛顿对我说。

接下来,尤其是今年之内,亚投行与TPP各自的进展情况极为关键,它不仅左右两者各自的发展,还影响到中国与日美作为主权国家体系内的信用问题。

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方略角度说,中国如何看待TPP与日美如何看待亚投行也是关键的因素。现状是比较清晰的,日美在亚投行问题上明显处于被动,两国当初看待亚投行的姿势明显消极。美国许多专家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加入亚投行的方式,从内部制约中国的举措,而不应该作为旁观者对此说三道四,这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则更加被动与消极,其反应似乎就是“老大美国不加入,我就不加入”,而缺乏“作为亚洲国家,如何自己做主,积极参与地区未来发展问题”的独立思考。

上述日本外交官对我表示担忧说,“对日本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是,美国在不事前告知日本的情况下作为观察员(observer)之身份‘加入’亚投行,日本则无能为力,只好向中方鞠躬,请求加入,作为迟到的成员,而非观察员。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样摇摆不定,轻易被形势左右的日本呢?我国的公信力就下降到底。”

相比之下,中国看待亚投行的态度至少看起来是有远见的。在我的观察当中,中国当初把TPP视为美国“重返亚洲”的轴心,意在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后来,随着中国自己下决心融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在中美经贸、战略、外交对话中也表现得越来越自信,中国看待TPP的态度也逐渐开放起来。2015年3月7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两会上评价TPP时表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TPP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即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一旦达成,将对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方对此保持关注。中方历来的立场是对于一切有利于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贸协定安排,只要是秉持开放和透明态度的,中方是持开放态度的”。

日本外务省官网关于TPP谈判的页面有一句话,“中国对TPP持有开放的态度,没有排除未来加入的可能性”。日本政府的这一认知是“客观”的。中国确实始终对TPP保持战略关注,持有开放态度,一边观望并不顺利的TPP谈判进程,一边利用这段时间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探索未来以自己的方式与时间表参与其中的可行性。

纵观所述,本月为关键季节的TPP与本年为关键季节的亚投行的相关情节背后隐藏的是,一场在日美同盟与中国崛起之间围绕地区影响力与国家话语权的战略较量。而身为亚洲,在TPP问题上处于被动(只能观望美方动态),在亚投行问题上处于消极(只能听从美方立场)的日本似乎是较量中的弱者。倘若TPP谈不成,又有上述日本外交官所担忧的“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日本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变成划时代意义上的孤儿。

加藤嘉一 (Kato Yoshikazu)是“80后”日本作家,曾在中国学习、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国的逻辑》、《爱国贼》、《日本镜子》等,现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学。“三国+1”是加藤嘉一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记录他对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及其互动的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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