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壓維權律師對中國有害無利

打壓維權律師對中國有害無利

Golden Cosmos

直到兩年前,我一直住在北京,是一個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鬆散群體的一員,普通中國人稱我們這些人為「維權律師」。中國政府稱我們是擾亂社會秩序的「犯罪團伙」,因為我們公開挑戰了共產黨控制中國法律體系的方式。大多數得到我們幫助的人被官員看作鬧事者:比如房屋被強行拆除的上訪者、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成員、法輪功學員,以及受城裡僱主欺負的農民工。

2013年,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來到美國,用研究和寫作的方式繼續我的維權工作。我的許多朋友和維權律師同事為爭取社會公正選擇留在中國。7月初,這些維權律師中已有逾200人被拘留審訊,或被置於監視居住之下,這是我們所見到過的、對法律界最嚴厲的打壓。被拘留的律師中有許多人被關在秘密地點,在他們被關押期間,有些人已被迫承認了自己的「犯罪活動」。

此次鎮壓的範圍讓人看到了現實嚴峻的一面。公眾在質疑政府管理經濟放緩、尤其是近期股市暴跌的能力,習近平的反腐敗鬥爭已在共產黨內部引起深刻的分歧。在這種背景下,人權律師尤其在對現實不滿和受壓迫的人民當中越來越受到歡迎,維權律師的社交媒體影響力也不斷上升,這讓我們的領導人十分害怕,以至於他們感到有必要採取當下這一輪全國範圍的逮捕行動。

今年一系列引人矚目的案件證實了領導人的恐懼,他們覺得黨可能失去控制力,其合法性可能會土崩瓦解。

5月2日,警方在東北縣城慶安的火車站槍殺了訪民徐純合,當時雙方發生了衝突,他年邁的母親和三個年幼的孩子親眼目睹了全過程。地方官員稱警方沒有失當行為,而一組辯護律師代表徐家提起了訴訟。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從目擊者那裡獲得了視頻,並指責官方媒體篡改監控錄像,以掩蓋警方的暴行。該案激起了公眾對政府的巨大憤怒。

由於沒有傳統上的獨立媒體,我們律師在揭露執法機構和法院的職權濫用,以及施加壓力讓它們進行改革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今年5月,一些活動人士和律師在江西省法院外靜坐,希望引起公眾對四個人的關注。這四個人稱自己蒙冤入獄十多年,罪名是搶劫、強姦和謀殺,雖然在另外一個案件中,已經有犯罪嫌疑人承認了這些罪行,但法院仍然拒絕了辯護律師的再審請求,並拒絕讓律師查看案件卷宗。40多名維權律師寫信給習近平,他們的種種抗議之舉也在網上引發了軒然大波。(政府後來拘留了主要組織者,該案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我們努力促進司法公正,力求在每宗案件中獲得勝訴,並用它們來喚醒公眾的基本人權意識。很多人已經成為捍衛自己權利的活動者,這也讓政府感到擔心。

李歡君(音)曾在北京當幼兒園老師,當官員勾結開發商拆除了她的房屋之後,她向我們尋求了幫助。我們教她如何使用現有的中國法律和社交媒體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之後她就變成了一位熱心的活動人士,開始為其他訪民提供幫助。最近她參與了一個活動,呼籲政府官員進行財產公示和申報。

對於我們,遭受拘留和監禁的威脅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北京期間,警方對我進行監視,把我叫去審問,每次扣留我的時間都很長,還威脅要把我關進監獄。政府給我們設置了各種障礙,因為我們遵循法律條文行事,而不是服從黨的安排。

目前的打壓行動短期內會給政府帶來暫時的平靜。出於擔憂,願意採取行動的法律工作者會減少,至少暫時是這樣。在沒有維權律師會為他們辯護的情況下,上訪者和政治異議人士在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之前會猶豫不決。

但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沒有意識到,這種鎮壓最終會導致其政治破產。在中國,維權律師充當壓力控制閥,引導民眾通過適當的合法途徑表達憤怒和不滿,幫助他們表達意見。中國各地每天都會爆發數以百計的抗議活動,中國人民在對腐敗、征地及國家的迅速發展帶來的其他不公正問題表達不滿。

在這個不穩定的社會中壓制溫和異議,損害了中國向民主社會和平過渡的機會,可能會引爆大規模的、暴力的社會動蕩,甚至會引發政變。如果習近平主席在政變中失去權力,他和他的朋友們會發現自己沒有獨立的辯護律師。

儘管受到監禁和拷打, 很多律師朋友選擇繼續鬥爭。目前,幾名遭到政府關押並獲釋的律師正在組織申訴,並自願為那些仍被警方拘留的律師辯護。

2012年11月接受一家日本報紙採訪時,一名記者問我的朋友江天勇,「鑒於這種嚴峻的政治環境,你會考慮放棄嗎?」維權律師江天勇在被拘留期間遭到嚴刑拷打。

江天勇的回答反映了大多數維權律師的決心:「我在監獄裡的遭遇說明,必須做些事情來改變這個制度。我不會放棄,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能放棄。」

肖國珍是華盛頓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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