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为何抗战老兵记性不靠谱

大象公会:为何抗战老兵记性不靠谱

日本老兵的回忆大都准确详实,可作为史料引用,而中国抗战老兵的回忆往往像横店抗日神剧;国民党老兵常会不记得部队番号,而共产党老兵则对部队记忆准确。

文 | 黄章晋

今天,陷入感动疲劳的中国人,或许只有老兵能赢得最广泛的感动。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被广泛传播报道的老兵水分也不少,譬如曾登上《解放军画报》封面的池炳文,就有人分析认为,他挂满前胸的各式证、章,不少应该是从淘宝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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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挂41枚奖章的池炳文被《解放军画报》选为2007年某期杂志的封面人物。但经过细心人士证实,其中17枚勋章并不属于他本人

即使货真价实的抗战老兵,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被媒体争相采访时,往往也会让人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确实需要他们讲述亲身经历唤起社会关注,但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他们的回忆大都非常不靠谱。

被称为“松山战役研究第一人”的余戈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国老兵和日本老兵回忆:“日本老兵撰述或口述,基本上时间地点准确,记不清的地方可以参考公刊战史修订,也可以在战友会的交流活动中彼此互证,因此可以做史料引用;中国老兵的口述或撰述,基本上是蒙太奇片段,其间偶有莫言笔法,因此更适合写小说或做电视剧。”

文化与回忆

除了手撕鬼子略显夸张外,横店抗日神剧并不离奇,很多抗战老兵的经历比横店还传奇:魏X楼老先生13岁参加八路,半年后就用炸药包炸毁一列军火专列,宋X才老先生16岁参加八路,第一仗就在拼刺刀时刺杀了三名日军,谭X老先生甚至在11岁参加游击队的第三天就参加伏击战救出了6名盟军飞行员。

虽然老兵们真谈到日军战斗力时,都普遍认为远高于中国士兵,但幸存抗战老兵大都亲自消灭过日本兵,甚至不乏四颗子弹就打死三个日军的神枪手,而抗战八年消耗步机枪子弹18亿颗,约计每3700颗杀死一名日军。(数据来自腾讯专题短史记:多少颗子弹才能打死一名日军)

人们在传播某些信息时,为引起听者的注意和重视,往往会有意无意强化其数量和程度,通常灾难事故发生时,人们会不自觉倾向于采信更严重的版本。老兵今天才得社会重视,本能会为增加自己的重要性添枝加叶。

对缺少文化的老人来说,离奇的夸张是常见现象。中国“长寿之乡”多在贫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因为老寿星们的家乡环境优良生活方式健康,而是因为他们多不识字搞不清自己的年龄,并且地方官员有挖掘宣传本地老寿星的优良传统。一个120多岁的老太太却有六十来岁的儿子,这种情形只会在少数地方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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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巴马县坡月村,115岁的黄卜新老人是目前长寿村年龄最大的百岁老人,他坐在椅子上,周围摆满了销售品。图片来自腾讯新闻《图话》:广西巴马长寿村

信息污染也让老兵们的回忆看上去特别离奇。别处听来的、看到的,甚至是脑补想象出来的,很容易会植入记忆。能清楚分清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哪些是事实,哪些只是想象,哪些只是自己希望的“事实”,或对这种区分特别在意,是特殊文化熏陶的结果,中国似乎并无这样的传统。

抗战期间的中国军队,连排以下多为文盲,他们很难区分事实、传闻、想象。不可靠的回忆,一旦反复叙述,尤其是对媒体吹嘘自己的经历,很容易快速迭代升级,上次捅死一个鬼子,下次就变成两个。说多了自己甚至都会信,并且会不断巩固。

而当时的日军,士兵普遍完成小学教育,基层军官均受过中学教育,尤其是日军整体上都接受了充分的现代军事教育,不但会养成严格、准确的行为习惯,还培养出理性、缜密的思维方式。另外,日军不但多有日记习惯,很多并非参谋出身的人,也能绘制较准确的地图。

战争状态下,估算相关数字难度极大。即便是理性著称的古希腊人,他们历史中的波斯侵略军也是动辄百万。缅甸人更不含糊,他们描述古代与中国的战争史中,有一次缅甸方面出动的军队数字高达7200万,中国更是一来就好多亿,光军队里割马草的人就把缅甸军队围了三层。(出自缅甸官修正史《琉璃宫史》)

中日文化教育上的巨大落差,会出现对待数字态度上的极大差别。东京审判时,曾有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在法庭上证明亲眼目睹上万人被杀,被法庭认为技术上不可信,今天,更夸张的描述依然能出现在报纸上,譬如魏X楼老先生对记者回忆,他在炸毁军列、刀挑两名鬼子后,还参与攻克阳泉兵工厂,缴获日军山炮6000门,俘获3000日军技工。

但是,日军老兵回忆比中国老兵更准确可信,教育水平高下并不是最决定性的因素。

集体与记忆

不少心理学实验证明,在紧张混乱环境下,几乎没人能准确判断和观察发生的事实,战争是最紧张混乱的环境,尤其是战场上的士兵,其观察和记忆必定是破碎而失真的。

战场上的观察,日本兵并不比中国兵表现得更准确,但日本军队有良好的战史传统。即使日本战败,通过各式各样的战友会,组建修订了不同层级部队的战史。

这种集体战史,不但完成了上下级单位战史的对接,还可让不同个体的记忆汇集勘验,以拼接方式还原可信的战场态势,一旦确定,便集结出版,形成固化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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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战史丛书》,其修纂期间,参与的编纂官、调查官总数逾100人以上,几乎都是参与大战的军人,面谈的当事者超过15000人次,搜罗史料超过20万件,修史时间长达25年

中国军队一直缺少良好的战史传统,退伍老兵有各种战友会,但组织松散,主要是联络感情,很少有固化记忆的出版物。

部队修订的官方战史,往往重政治层面的宣传教育效果,少有真正战史层面的总结梳理,往往很难据以还原战场。即使是发生不久,甚至离部队驻地不远的战斗,具体情形往往也不甚了然。

譬如1969年8月13日的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中苏武装冲突,官方长期报称的战场地点与实际地点偏离一公里,战斗经过一直模糊不清,后在大批军迷跟进研究后才有准确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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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迷反复研究后拟出的铁列克提战场位置图

集体记忆的有无,对抗战老兵的回忆有明显影响。共产党一方的抗战老兵,极少出现不记得自己所属部队各级番号的,只要不是嘴滑,把别人经历说成亲历,多能讲出大致的时间地点——虽然相对日军的回忆精度极差。

而国民党一方的抗战老兵,则由于六十多年忘却身份,经常会有人只记得师级和基层单位番号和军官,大量中间层级的番号被遗忘。由于缺少交流,不太容易出现其他作战单位的详细战斗过程植入自己记忆的情形。

社科院施爱东博士曾到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收集红军“四度赤水”的故事,其《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土城老人讲述的红色故事为例》关于历史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对比颇有启发意义。

当年红军什么装束? 50岁以下的中年人描述的红军更像电影中的红军——服装整齐,都戴八角帽,上有红五星、70岁左右的老人都说红军是灰布衣服、服装不整齐,80岁以上则说红军穿的是青布衣服,有些老人说是纯粹的黑色,而不是绿色或蓝色。

但当时发生在附近青杠坡的战斗,虽然土城镇人无一亲历,但描述却出奇的一致:“许多老人随时都能夹叙夹议地讲出一大串,尤其是说道红军为什么会失利时,各个都像是军事分析家,有些老人还会挪用桌上物品当沙盘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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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杠坡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也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

他们对这场完全不曾参与的战斗如此全能全知,是因为“只有官方才是战斗故事的权威讲述者。故事权威的单极化以及高频讲述的强化作用,决定了故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不过,在抗战老兵的回忆是否可信这个问题上,未必与官方权威讲述的版本完全一致就是可信的,哪怕故事有足够多的准确细节。

譬如1945年2月26日,广东东江纵队一部击毙飞机失事迫降的日本陆军少将安田利喜雄(日方资料显示,安田利喜雄同日阵亡于新加坡,追授中将)。综合各方回忆,当时参战者不过十余人,但今天在媒体上找到能至少四名亲历者,他们描述的细节高度一致,但似乎并不知道对方存在。

集体记忆未必总是可靠的,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提到,在哲合忍耶的传说中,满清的官吏的名字都叫作“申兆林”。如果没有文字,甚至会发生最极端的情形:整个重要的历史系统都是植入的外来记忆。

西藏人坚信格萨尔王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乃至有根据19世纪的作品将其出生年份确定为公元1027/1038年的。但格萨尔王很大可能是一个西方传入西藏的故事。格萨尔(Gesar)和古罗马皇帝的头衔凯撒(Caesar)非常相似。这个王称后来东传,不但罗马后继者拜占庭帝国使用,跟拜占庭打过交道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也都先后引入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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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王的壁画

格萨尔故事的直接来源很可能是八世纪巴克特里亚(Bactria)健陀罗地区的突厥统治者,他们使用的头衔是From Kesar,即罗马凯撒(拉丁语Roma>伊朗语言frōm-hrōm)。这个故事本是罗马凯撒打败阿拉伯军队,在藏族占据拉达克地区后流入西藏,情节不断添加,佛教化,最终藏化为格萨尔王的故事。

柯尔克孜人的超长史诗《玛纳斯》情况与之相若,靠口耳相传,导致其各版本分歧严重,大多数玛纳斯说唱者能掌握的第一部玛纳斯情节还大致相似,第二第三部也还过得去,但只有极少数会唱的后面几部,个人发挥的成分明显极为浓重。最关键的是,19世纪的版本,玛纳斯还是诺盖人的领袖,20世纪才彻底变成柯尔克孜人。

失落者的回忆

抗战老兵中那些人生成功者,回忆当年时,即便添油加醋自我吹嘘,也懂得节制。甚至有些人很少会谈抗战经历,因为他们有更显赫的经历和身份,而且抗战经历对其身份和地位,并非决定性因素。

回忆时大谈辉煌战绩的老兵,几乎个个生活境遇不良。晚景不佳,往往是他们忍不住自我放大的内在动力,他们更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同情,甚至援助和国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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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生耗时3个月拍摄的30位抗战老兵敬礼照

前文提到曾被大量媒体报道过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老兵池炳文,被军迷广泛质疑后,有媒体后续报道提及,池退休时仅为科级干部。即使保守看待他的履历,他退伍后的仕途发展也不算顺利。

老兵的失落或许在中国更容易发生。

从拿破仑后,欧美国家逐步形成了一套从伤残军人的抚养、安置,退伍军人的国家保障,到各种退伍军人协会的系统。而中国则对需要援助、救济的退役军人长期实行的是在地的社会化救助。

虽然幸存的抗战老兵逐渐被纳入国家优抚系统,但并不算优厚,尤其是对国民党老兵来说,一切来得未免太迟。当国家记忆突然开始强调抗战的历史地位时,他们自然会唤起早已忘却的失落。

那些生命即将终结的老兵,唯一值得一说的经历,就是抗战,无论是主动保家卫国,还是被抓壮丁卷入战争,无论是立过功,还是从未与敌人战场相遇。他们青春岁月离开父母,芒鞋千里转战异乡,用这个国家唯一不缺的血肉之躯来抵挡现代化的敌人,这些当年参战国中最苦难的士兵,能从枪弹中、饥饿疾病中幸存,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吹吹牛,我们应该同情性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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