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阁:那些野草的声音

凌云阁:那些野草的声音

转眼间,709律师劫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十多名维权律师、多名草根人权捍卫者如望云和尚(释性慧,俗名林斌)等人,依旧没能见到律师,国安体制的狰狞面目越发显示出来。后续的事态仍在发展,如李和平律师的弟弟李春富律师也被抓捕,余文生律师遭遇传唤,广东律师刘正清、湖北律师黄思敏、北京律师陈建刚、李国蓓被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限制出境,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多名声援上述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的人士,也被抓捕,如武汉尹旭安、王芳等人,最新的,则是广州的刘亚杰(刘金莲)、孤家寡哥(卫小兵)、南方老头(黄永祥)……等一干人,因印制声援女律师王宇的文化衫,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刑拘,与上述四位有关的广东人权捍卫者花满楼(赖日福),随后也被抓捕。

与知名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不同,这些草根人权捍卫者并不为人所知,其存在仅仅被极小的积极分子圈子所感知,当他们进去后,除了在早期获得一些报道之外,很难得到持续的关注,更没有人将他们的遭遇与宏大的进程联系起来,看成是什么”分水岭”或试金石——这样的比喻,倒是常常被用在一些更加知名的异议人士或人权律师身上,甚至,人们都不知道这些草根人权捍卫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投身到这样的危险之中,对于人们来说,他们是仿佛异次元般的存在,即使是在同样以自由、民主、人权为追求的圈子或群体里,他们也鲜为人知,更鲜被提及,在微博上,几乎看不到有所谓的公知、大V提及或转发他们的活动、受难和牺牲。

经历了1949以后近30年的全面极权专政的清洗和压制,大陆民间的异议抗争在一开始并不存在对应的社会基础,而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各种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观念,却可以先于社会进程而切入到少数自觉者的身上,这也就注定了从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大陆民间的异议抗争的两个特点,一是观念先导,即少数自觉者远远超出于绝大多数社会大众的认知,孤独地进入到了观念的自觉,展开寂寞的异议抗争;一是依赖于少数先行者的出现,而在当时,这些先行者大多来自既有的社会中上层,这既包括政治出身的中上层,如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王军涛、吕嘉明等人,又如1980年代文化热时期的戴晴、陈小雅、梁晓燕等人,都具有干部子弟身份,又包括文化传承上的中上层,如刘晓波、陈子明等,不仅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身也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

1989运动因其规模和结局,带来了更多自觉的异议反对者,但在参与人员的构成上,89学运的参与者具有相当的单一性,主要局限于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因此,尽管1989以来,大陆的异议抗争不绝如缕,但从可辨识的成员构成来看,主要还是当年的参与者为主,整个1990年代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无论是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组建尝试,还是1998年的浙江、北京、四川、湖南、陕西……等地的申请组党人士,其参与者不是民主墙时期的老将,就是1989运动带来的新血。

与此同时,大陆中国迟来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出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这当中,比较引入注目的是以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之类的新兴社会阶层的中上层,也就是俗称的中产阶级,也包括加入WTO之后,以外向经济为带动,而迅速出现并壮大的以流动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阶层,和以白领职员、商业销售、企业管理、中小企业主为主体的新兴市场化中层群体。以市场化生存为基本的纽带,上述群体都具有一定的自由化倾向,不仅在观念上更多地亲市场、亲法治、亲自由,随着自身的发展,也对于自由和权利有越来越多的憧憬,对于体制则有着天然的警惕。也因此,新的社会条件出现了,先行自觉者的观念先导,在最近十年,终于获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回应,异议抗争的群体,也开始有了知识分子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加入。

不过,在新兴社会阶层这一泛群体内部,仍有不同,相对而言,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的中上阶层,既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不断获得各种收益,同时又感受到了来自体制的某种剥夺和排斥,因此,既希望有所改变,又畏惧突如其来的变革,更倾向于在底线内推动,在既有秩序下渐进,而相对居于中下层的新兴社会阶层,其个人处境,以及与体制的关系更有张力,也更能体会到体制对于自身权利和利益的直接剥夺,暂住证、城管、工商、税务,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体制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作为体制对立面的存在,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改善自身以及后代们的境遇,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全面更新的体制,而不是缓不济急的所谓底线推进。

近年来,在推特、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逐步涌现来的一批草根抗争者,主要就来自于新型社会阶层的中下层,来自于他们对于自身和体制的重新认知,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推动力,以最新被抓的刘亚杰、南方老头和孤家寡哥为例,他们都有着自己尚算不错的职业或业务,即使是看上去较为窘迫的积极行动者如王默、谢文飞等人,也并非是毫无发展机会,自身也具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只是,正如三十年前观念上的先行者一样,他们更为敏感,也因此更为自觉地意识到了体制变革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也因此愿意投身到更为直接的抗争行动中来。这些野草的声音,在这个时代,既受到了专政者的直接打压,同时,在所谓的去政治、去对抗的路线影响下,也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但是,在新极权体制强固扩张的时代,所谓的渐进路线已经沦为了笑话,最近的天津大爆炸事件中,中产阶级的脆弱和无助,也越来越让人明白到,没有抗争就不会有改变,而没有体制的全面更新,所谓的渐进无非是缘木求鱼,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野草的声音,尽管微弱,却预示着自由化观念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的结合,预示着一种通过抗争走向变革的可能,即使在这样的冰河时代,这些勇敢的声音也在表明,没有什么廉价改变的可能,通往权利和自由的道路,正由他们的付出和牺牲而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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