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何清涟:信力建从“新社会阶层”成为“罪犯”背后

中国人权|何清涟:信力建从“新社会阶层”成为“罪犯”背后

广东教育慈善家、企业家信力建于8月21日被抓之后,我一直想知道:一个矢志于教育、热心公益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等到当局公布信力建“涉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之后,才发现又是一宗“莫须有”冤案。至于信力建之罪,张恩铭的《炮打司令部》及余未的《信力建何罪之有》两文已谈得非常清楚:与其说信力建犯了“罪”,不如说他犯了中共的政治忌讳。

信力建从江、胡时期的“新社会阶层”成为习近平治下的“经济罪犯”,折射了近十余年的中国政治变迁。

公民教育实践触犯中共教育垄断之忌

上述两篇文章列举的信力建之“罪”有四条:

一、创办了20多家教育机构,拥有逾千名教职员工与上万名学生。

二、出版书籍,组织各种研究及学术会议。信力建以推动文化交流,拓展国际视野为已任,每年出资组织学者、媒体从业人员、各行业精英等到各国考察学习,创办信孚研究院,并资助多位秉持自由、人权、宪政理念的学者做研究。

三、热心慈善事业。信孚集团下属慈爱院助养孤残儿童180名;集团下属黄石中、小学助教助养40多名孤儿;实行五年“白云助学计划”,共扶助691个失学儿童读完初中。

四、发表并传播过一些被当局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文章及言论。2012年6月,《环球时报》曾因信力建转发一条充满反讽意味的“美化满洲国”的微博,借题发挥批判信力建。该报总编胡锡进不但在微博中批判信力建“思想和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倾向”,更怀疑信力建的“极端思想”有可能渗透进教学过程,提出要对信力建办教育有所限制。

从两文列举的内容来看,信力建的社会活动主要与教育有关。这样一位善于经营企业,并热心回报社会的企业家,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政府看重、社会尊敬的人士。但在中国就不行,为什么?皆因中共政权是实行三个垄断的极权政府,这种政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教育资源并掌控舆论,并将慈善事业看作收取民心的手段。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局还处于缺银子状态,希望民间办学并帮办慈善事业。数年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认为自家的钱袋鼓了,因此以前鼓励兴办的民间教育机构,以及外国资助的权利型NGO,统统被看作“破坏稳定”的因素。

当朝不懂的政治原理:统治集团需要支撑自身的社会基础

信力建于今年被抓捕,正好说明中国民间嘲讽中共政策多变的一句话十分正确:“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因此,他这个类型的企业家能够见容于江、胡之朝,却不见容于本朝。

信力建于1989年创办信孚学校,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长达26年,不断开拓新的教育领域和项目,并首创国有民办、公私合办的办学模式,终于将信孚教育集团发展为南粤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生命力最持久的民办教育团体。他本人还成为多个社会团体的理事、中山大学等数家大学的客座教授,并获多项社会荣誉。这些事实就充分说明他的教育活动不仅为社会所需,同时也获得政府承认甚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今天这一格局。

一个政权需要有自己的统治基础,即依靠对象,毛泽东是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在不同的阶段制造不同的敌人,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治理社会;邓小平则通过重构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先富带后富重构社会基础,希望将社会所有阶层都纳入进来,让中共成为“全民党”。毛、邓二人的政治路线完全不相容,邓的更接近现代政治。

江泽民接班时,已经看到了工人阶级边缘化,农民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提出“三个代表”重构社会基础。我因曾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2000年3月)中指出江泽民正在构建的社会基础就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再加外国资本,因此被视为国家之敌,发表此文的《书屋》杂志遭到灭顶之灾,总编周实被迫于40多岁的盛年“退休”。

胡锦涛统治十年期间,政左经右是其特点。但实际上,党内理论界提出“新社会阶层”一说是在2007年,这一“理论”其实是江泽民“三个代表”论的延续与具体化。《“新社会阶层”跻身中国政坛》(新华社国庆特稿,2007年10月3日)说得非常清楚:“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并指出中共中央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定期召开新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每期50人左右,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区市。

其时,全国被选为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新阶层人士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县级以上政协委员的有3万多人。该文评价说:“新的社会基层人士普遍具有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优势,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力量。”

信力建作为“新社会阶层”成员,被吸纳为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

薄熙来看到了工人农民被边缘化且对社会现状极其不满这一现实,才走上唱红打黑的“问鼎”之路,希望通过崇毛从社会底层中汲取政治力量。

习近平接掌党中共最高权力以来,暗含权力斗争目标的清除腐败不彻底,因而既开罪了高层利益集团,让腐败的官僚集团畏惧兼痛恨,而且也未真正得到民意支持:重用周小平与花千芳这类人物,极大地羞辱了知识精英;虽然增加了全国低保人数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未见满腔怨恨的社会底层表示感谢;在一只手对付党内政治异己的同时,对异议、维权人士及有外国资金背景的NGO痛下杀手。

如今已经没人知道习近平治国是否需要“社会基础”,但意在收权的顶层设计课题却在北京泛滥成灾。一个政权如果视所有人为敌,其最高领导者最后必将成为孤家寡人。不少痛恨习近平的人,不断杜撰政变之说,削弱人们对习政权的信心。

抓捕信力建只会加剧社会恐慌感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年政府强力干预股市之后,各路经济精英及有家财之人希望将资金转移至安全之地,纷纷转战外汇市场,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从去年6月的近4万亿变成眼下的3.5万亿,导致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措施限制外汇流出。

《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据说8月初就已挂在作者博客罗天昊“国与城”(ID:luotianhao99)上,无人理会,但9月13日被中国企业家网转载之后,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文章,媒体纷纷猜测是否又要开展新一轮“打土豪”,信力建以一小罪被拘押时当局却不同寻常地冻结其全部资产,成为人们支持这种猜测的依据。

凡此种种,都加剧了有产者外逃的恐慌感,有人写了篇《要有逃难的准备》,称中国有成为“叙利亚第二”的可能;还有人写了篇《李嘉诚跑了,我们还得慢慢熬》,感叹说:“不能用手投票,尚可用脚投票;倘连用脚投票犹不可得,才是最大的悲剧。用手投票是一种权利,用脚投票则是一种资本。所谓‘贫贱不能移(民)’”。

我不清楚信力建被抓对中国有产者“出走”起的催化作用有多大,但我相信,有不少人一定会这样想:连信力建这样品行端正、热心公益的民间慈善家、教育家都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谁能保证自己白璧无瑕?此时不遁,更待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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