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闭关恰在“盛世”始

许倬云 :闭关恰在“盛世”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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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清帝国既以强大征服者的姿态,拥有暴力统治的基础,又根据中国传统皇权,驯服了中国的文化精英。在这种背景之下,大清时代的文化活动,毋宁说也是在皇权掌握之下;康、雍、乾三代,朝廷发动的文化活动,一部分是压制明代开始的王阳明心学传统;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明末清初,中国读书人发展了自由心态以及对过去的检讨,例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和顾炎武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凡此,清朝政权都不愿发生。反清的民族主义,例如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和吕留良等人主张的复明运动,当然更受到强力的排斥和压制。清朝皇室一方面以修明史的名义,抓住对明清递换之际的历史解释权,取缔民间修撰的明史稿,发动大规模的文字狱,吓阻汉人再作同样的尝试。

另一方面,政府主动编撰大型的丛书,例如《四库全书》,以这个方式选择性地排斥不利于“夷狄”的记载。这些大型的编撰工作,发动了大量学术精英参与,借此将这些儒生笼络于政府掌握之下。乾、嘉以后,朴学大兴,儒生的精力都集中在考证和校勘,致力使经典回归原来的面貌。这一活动,在好的角度说,是排除后世对古代经典的扭曲和遗落;换一个角度,回归经典原貌的努力成为学术主流,而对于经典的阐释,就无人再作努力。经典的意义永远保留在原典状态,不再有因时俱进的解释和开展。经典固定了,不断更新经典意义的活力也就丧失了。儒家经典只停留在朱学的解释,也就是伦常纲纪的意义,对于统治者而说,最有利于肯定忠君思想和伦理观念。

文化成就由边缘人物创造

经过清初百余年皇权的强力干预,中国的儒生都成为俯首从命的书呆子。明代留下的经世传统,只存在于颜元、李塨的实用之学。汉代今文学派以下,对于宇宙论和历史发展论的解释,只是不绝如缕而已。儒家传统的结晶化,也就是僵化,持续到晚清,恰当中国面临文化危机的时候。中国文化缺少开展的活力将近二百年之久。这一特色,可以见之“四王”的作品缺乏创造性。又例如,清代的瓷器和家具,多姿多彩而烦琐,失去了明代青花瓷和家具那种素雅的艺术风格。在主流以外的艺术圈,例如“扬州八怪”等人,却发展了一些新鲜的主题和风格。

在文学和表演艺术层面,清朝时的成就乃是小说和京剧,两者都是主流以外的边缘人物创造的成就。文学领域,民间说书人为小说提供素材,而且由此创作了一些长篇著作。曹雪芹当然不是民间的说书人,但是他也不属于当时文化界的主流。现在成为中国传统舞台艺术重要形态的京剧,乃是一批徽班演员,撷取了昆曲、汉剧等等地方戏曲的精华,综合为复杂而优美的舞台艺术。凡此例证都证明,政治力量的高压与收买,固然驯服了文化精英群,那些边缘地带的人物,却还是可以在夹缝中脱颖而出,对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已经僵化;一些民间的宗教活动,从边缘出发,掌握了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最值得注意者,乃是根据中亚传来启示性信仰而发展的白莲教。这一个教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民间道教、佛教和摩尼教。在元代末年,最大的一支抗元武力,就是明教的教徒。在明代,明教潜伏在民间,逐渐转化,成为白莲教。乾、嘉时代,白莲教活动从川楚到山东、山西,范围广大,活动频繁,甚至曾经一度攻入紫禁城;在各处的起事,也是前仆后继,成为当时主要的内乱之一。最大一个宗教性的活动,则是咸丰时代的太平天国。这一个冒充基督教的民间运动,实际上也是民间教派的活动,而且加上反清复汉的族群意识。到清代快终了时,义和团的活动,则将族群意识的箭头,转向于反对西方力量;义和团本身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仍旧是中国民间教派活动的传统一脉。这几次大规模的变乱,可说是因为主流文化的儒家留下了一片空白,无法满足一般平民的精神需求,才由民间的教派活动填补了空缺。

西方的影响逐渐淡化

在文化精英群已经失去活力时,他们对于本国的文化,只是墨守成规。对于外来的文化,则因为自己没有信心,也就不能开放胸襟,接受新的挑战。明代西方文化初入中国,有一批中国学者,例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愿意和西方来的学者对话;方以智更是从西方文化的启示上,发展一些可以融合中西的想法。在清朝,西方的影响却逐渐淡化,胸襟最开阔的康熙,自己也从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但是,同一个康熙,为了大礼的争议,将西方传教活动实质上停止了。这些西方教士,从此只能在钦天监工作,因为西方的天文学,毕竟比中国传统天文学和中东传来的阿拉伯天文学更为精确。政府限制教士们只能在首都附近活动;他们也没有机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来往。

甚至于在武备方面,清朝也采取保守态度,不再使用和发展西方的火器。如前所述,在清军入关前后,明、清交战双方,都曾使用火器。替清军做前锋的汉军部队,一路征战,使用铳炮,势如破竹。在康、雍、乾三代,向北方和西方扩张时,清军使用过大量的火器,其中很多是开国时汉军部队留下的武备。几次大战役,这些火器几乎消耗净尽了。在乾隆时代,进攻大、小金川,清军已不见重装备,全靠火枪作战。然而,乾隆认为,满洲武勇是以骑射为长,不应该数典忘祖,放下自己的传统。清早期三代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制造和修理火器的兵工厂。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才重新接上发展火器的传统。清初,17、18世纪时,西方正是民族国家逐渐兴起,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发展武备为要件。17世纪初期的枪炮,和当时中国使用的火器,精密程度相差不远。到了18世纪初,中国没有再发展,欧洲的军火技术却已经突飞猛进。单以火枪而论,从点火线的“铳”,已经发展成用撞针敲击子弹发射的步枪。乾隆时代,英国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回国时的报告称中国是个没有国防军备的国家。果然,在鸦片战争时,广州虎门炮台上,只有三藩之乱时候的“红衣大炮”,对方则是当时最先进的海军炮!

结束的开始

自从蒙古打通了东、西之间的海陆信道,欧亚大陆上知识的传播相当流畅。中国的许多传统工艺,例如,瓷器的烧釉,毛丝织品的混纺技术,甚至于传统中药的药材,都有相当多的改变。康、雍、乾三代以后,中国的工艺,基本上停滞不动。明末,西洋“水法”传入中国,水压喷泉和流水,也用来作为庭园和灌溉的设施。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其建筑的方式,包括格局和上述水法,都有西方的影响。清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建筑技术,不再容纳西方的方法和观念。

文化的闭关,恰是在清代“盛世”之时开始;到了清末,中国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时,从元明以来到清初的西方影响,都已经湮没不彰。不仅文化闭关,实际上所谓“盛世”,乃是文化活力的消沉。整个清代,除了皇室宫殿、庭园以外,中国没有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那些规模巨大的工程,主要只有防止黄河泛滥的河工,和保持漕运畅通的运河工程。中国传统上,筑路、开河、国防防御工程等等,都未见进行。明末,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海船造船技术,自从清政府接收台湾以后,中国不再能制造远洋的大船。凡此现象,都显示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开张和发展——这也许真的是结束的开始(beginning of the end)。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0月下独家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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