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大儒杜润生:把人民的事交给人民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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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杜润生:善待天地人 柳红

世人皆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起点;中国改革的起点又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人们有所不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规定是”不许包产到户”。

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它说明中国当时对包产到户禁绝的程度;也说明,两年后包产到户像多米诺骨牌,从安徽等省一触即发传遍全国,其中的变化必有高人运筹帷幄。

杜润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高人。

❶与农民:“把人民的事交给人民选择”

1981年2月11日,在青年们自发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会上,杜润生讲:

“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

“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

此前,他就向邓小平建议恢复农民协会。1985年,杜润生又给中央写信,建议成立农会,确立农民的谈判地位,由农民自己保护自身权益、自治自律、参与国事。这样的话,他一讲就是几十年。

2003年,他90岁,同事朋友们为他组织了一个生日会,杜老一开口就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所有的人都被他逗乐了。

幽默之余,他道出了两桩放心不下的事儿: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他说,最好建立农民协会,而且郑重地”把这个愿望移交给诸位,希望在1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杜老对农民的感情,除了个人的,还有替共产党的,他总说”我们欠农民太多”,他们用那么少耕地养活那么大人口;受城市和工业压榨,饥荒时,饿死的尽是农民。

他也说过重话:”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回顾历史,毛泽东提出总路线以后,邓子恢和杜润生却说合作社不要办多、办快了;合作化完成以后,他们还要支持包产到户;直至被毛泽东斥为”小脚女人走路”。

中国有一批批为农民请命的人,邓子恢、彭德怀等一一陷落,只有杜润生活下来,并在恰当的时机,发挥了恰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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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在农村调研)

杜老和农民之间有一种会心的联系,像是接头暗号。

比如,在突破包产到户的岁月里,他以退求进,在妥协中前进,走不了一步走半步。最后在文件上的用语是:”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发下去,农民只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

他说了一个实在的理由,同时又是共产党人无法反驳的理由:”把人民的事情交给人民自己去选择,这是他们的权利。”

于是,农民兴高采烈地选择了包产到户。连中央文件都被幽默的杜润生添了喜感,他农民式的狡黠、冷静、理性、诙谐、机智在此地发挥了最大的功效。

生活中的杜老也有农民的不吝。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80年代去山西,有一晚去太原的夜市,摊铺上点着小汽灯。杜老想吃小吃,同行的人说太脏了,他说:”没事儿,天黑,看不见。”

❷与环境:善待天地山河

民以食为天,农业靠天吃饭,杜润生天然地接近天人合一的观念。

2008年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高峰论坛上,住在医院里的杜老委托外孙念了他的发言——

“未来几十年,还需做些什么?已不是我这个95岁的老人能预测准确的了。”他考虑了7个问题,其中有”人口与土地、水资源、能源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针对农业现代化的课题,他的口号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1980年第4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那时中国农业尚未起步,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杜润生就发出这样的远见卓识,只可惜太孤单了。

1990年代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美国学者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他提出中国面临环境威胁,沙漠化、地下蓄水层损耗、土地的非农业使用等,一旦粮食有缺口,世界上谁能供养中国的问题,遭到中国官学两界回击。

1996年,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布朗来华,就中国粮食问题展开讨论,他多次表示希望和中国高层领导及农业部长见面,都没有下文。唯一愿意见他的就是杜润生。

俩人曾在一座四合院里喝茶。杜老虽不完全赞成布朗的观点,但是,感谢他的警告,并且从此与他成为朋友,把他称作对待生态环境问题上志同道合的同志、老朋友、好朋友。

2005年,杜老又跟布朗专门谈过一次环境问题。这时,布朗的危言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

杜老讲:耕地在减少,沙漠化严重,地下水超量提取,西部地区生态贫困,经济发展的环境容量越来越小,再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了。把环境破坏了,财富还有多大意义?!还有食品安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等等。

杜老赞赏布朗的观点,他一如既往地,以开放的思维,不遗余力地传播正确理念。只是,他垂垂老矣,不在其位,无法调动上下资源,仅以深怀悲悯之心的个人,借助媒体呼吁善待天地山河。

❸与青年:受难的人都到他那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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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与年轻的林毅夫(摄于1997年)

90岁生日时,杜老说:”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支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王岐山、陈锡文、王小强、周其仁等年轻人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

杜老上观天,下观地,想战略,想未来,是深谋远虑之人。他知道必须使用青年人,来冲破僵化的思想、体制,创建新的思想、体制,因而早就留心发现人才。

比如,人大经济系78级的周其仁回忆,当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把他们在学校里读书会上的讨论讲给杜润生听时,杜老很感兴趣,便邀请他们到家里去谈,鼓励他们做农村研究。

法律系的蔡晓鹏记得1981年冬,他们举办首届学生优秀论文评选。他把一批论文推荐给翁永曦,翁永曦又把它们推荐给杜润生。杜老看后非常高兴,约蔡晓鹏见面,嘱咐他物色在校的青年才俊,吸收他们参加农村调研。

王小强是农发组的创建者之一,在成立会上第一次见到杜润生。此前他以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而闻名,听说杜老激赏他的文章,想调他进农委。没想到面对面时,杜润生对他说:”你批判得淋漓尽致,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么把中国农村搞好?”

王小强回忆说:”第一次面见久仰的杜润生,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站在岸上指手画脚,这里毛病,那里失误,批判得淋漓尽致,不直接等于能把中国农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去搞。”

这就是杜老,平易中又让你猝不及防。他知道,好鼓不用重锤敲,是金子总会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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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柳红|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0

他爱青年,爱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周其仁曾在他一本书的扉页上题写,”给杜润生先生——指导我调查实例、分析问题并保持思想开放的导师”。

善待青年,是基于他善待人的本性。他从不整人。人说:受难的人都到他那儿去。哪怕意见不同,他也留着,保着。他喜欢把不同意见揉合在一起,找最大公约数。为了把事情往前推,他愿意妥协、改良、协商,甚至等待。

古人说,君子有三立,立言、立功、立德,杜润生集三立于一身。共产党内斗士多,唯大儒不多。杜老是大儒。回顾一生,他说:

“我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无愧地走向生命终点。”

结语

2008年11月,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老被搀扶上台领奖。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说不清了,身躯愈发瘦小。人生至此,精炼到了极致,开言寥寥50字: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还是农民!

其实,杜润生早已超越了包产到户。晚年的他越来越多呼唤政治改革,强调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怀人,不能见物不见人。这是他始自少年的民主追求和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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