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 | 慕容雪村:从当红作家到异见者

法广 | 慕容雪村:从当红作家到异见者

慕容雪村是互联网时代成就的著名作家。但将网络作品整理出版的过程让他领教了中国神秘莫测又无所不在的审查制度;他对当今中国社会的观察也没有只停留在文学写作,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件发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选择沉默的时候,担当起敢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的敢言使他成为当局眼中的敏感人物,他不断被警方邀请“喝茶”,他粉丝众多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13年就已经一一被注销。失去了表达平台的慕容雪村开始把自己归类为异见者。2015年9月底,慕容雪村来巴黎参加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的法文版发行活动,他接受了法广的采访。

慕容雪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处女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此后,他陆续发表《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国,少了一味药》等多部作品,成为当红一时的网络作家,他的新浪微博有数百万的追随者。2010年的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可以说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一种官方认可。

不过,近些年来,他越来越多地就公共事件发声,逐渐成为少数仍然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意见领袖。他因此而遭到当局的网络封杀,但他仍不改初衷。2014年5月初,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人因为家庭聚会纪念六四25周年而被捕,正在国外的他在网络上发表《投案书》,表示在回国后愿在家静候警方抓捕,因为他以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了这次家庭聚会活动。2015年5月底的纽约书展期间,他与多名作家聚集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公开抗议中国的审查制度,声援被因言治罪的作家……

《中国,少了一味药》是慕容雪村2009年卧底江西上饶一个传销团伙后完成的调查作品。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个正常人如何可以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在谎言的反复灌输中,一步步走向深渊。如果说作者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了传销团伙的内幕的话,这些内幕折射出的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

法广: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10年。这本书写的是传销团伙的内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中国社会的现实景象。五年之后,您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现实有什么变化么?

慕容雪村: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坏,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我本人身边就有超过13个朋友被捕;我们的报纸、杂志、电视,所有媒体,报道的尺度统统收紧;言论自由方面大幅倒退;我自己有15个社交媒体账号被注销,法治状况愈发糟糕:就在今年的7月10日,超过200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被逮捕,虽然其中的许多人已经被释放,但这样的抓捕行动本身已经可以说明问题。

在经济方面,情况也是相当不容乐观,工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股市在6月份也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从种种状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的形势越发困难,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所有的中国人都将迎来一个更加艰难的未来。

洗脑式教育甚至可以扭曲人的本能

法广:在写《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本书的时候,您说:“这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您说的这个“常识”指什么?因为“饿了要吃饭”,这已经不是常识,而是本能!

慕容雪村:那本书其实写的不仅仅是传销,传销只是我写这本书的由头而已。我试图讨论在中国生活中缺少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像“饿了要吃饭”这样的事,还会有人被骗?为什么有人会教人们“饿了不要吃饭”?它大概可以说明,愚民教育和洗脑宣传,甚至会扭曲人的本性,而被扭曲的不仅仅是吃饭这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少了一味药》。在我谈论的这味药—常识—之中,其实包含了许多特别浅显、而且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我们在讨论“国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领土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区分开来。但是,在中国,大量的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把政府当作国家、把执政党当作国家、甚至把党魁当作国家……这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宣传中常见的问题,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法广:在这本书里,您说在卧底传销团伙的过程中,您意识到被洗脑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一件事,但是您自己还是抵制住了那种洗脑式的反复灌输。您自己出生在70年代,八九六四的时候也就是十五、六岁,就是说在您从少年走向成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活跃陷入低潮,政治气氛走向紧张,但您一路走来,却可以坚持独立思考。那么,人还是可以抵制这种洗脑模式?

慕容雪村:非常难。不必说远了。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谈到中国作家群体,我说,论勇气,论对现实的认知程度,论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认识,作家这个群体不见得比其他群体高明多少。作家以读书、写作和思考为业,他们的表现尚且如此,其他群体,就更不必论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依然非常非常强大。我个人,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往国外跑,可以及时读到境外的读物,也可以了解到国际媒体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正是这些,一点点把我从那个宣传和教育的深渊里拖出来。

在这同时,自己也要努力,要不断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媒体的报道及其观点,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看到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报道,我就会下意识地问自己:这么说对么?道理何在?然后就会发现其逻辑上的漏洞,以及那些狡许诈的诡辩。假如懒惰一点,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我能走到今天——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清醒,但是,这仅有的一点清醒,也是从阅读和思考中得来。

“在一个没有公共空间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

法广:在当今环境下,在中国坚持独立观点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知识精英都选择了沉默,但您还是坚持站出来,而且是在“公知”被污名化的时候,站出来,担当起这个角色。您怎么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呢?

慕容雪村:通过“公知”这个词,你可以发现我本人的变化。我现在对这个词非常怀疑。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公共空间中讨论公共事务。在2009到2012年,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中国)有了一点点公共空间,“公知”一词也是在那几年最为流行。但现在,随着习近平政府变本加厉的审查、限制、恐吓和更为恐怖的镇压,公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我这样的人,更是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了。一个没有公共空间、不能自由表达的社会,何来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更愿意把自己称作是“异议知识分子”、“异见者”。我们没有什么空间,但还是坚持着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够到达的平台上,仅此而已。

“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

法广:刚才我们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风险很大。这些年,在中国政治空间收紧的情况下,被抓捕的可能其实一直没有远离你们日常的谈话:“下一个抓谁?”“下一个可能就是我……”我想,被抓捕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您怎么面对这样的恐惧?您天生比别人更勇敢么?

慕容雪村:我写了一篇未公开的公开信,如果有一天我被捕了,你就能看到它。在这封信里,我是这么说的:“我并非勇者,但身处斯世,唯有奋不顾身。”这是真心话。我并不勇敢,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家里会不会有摄像头?当警察来敲我的门,当他们找我去喝茶,我就会想: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我会怎么样?我的亲戚、朋友、家人会怎么样?然后就会情不自禁地颤抖。

没有多少人像我一样了解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那里的生活,其残酷、屈辱和单调,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或许有人会对坐牢抱有浪漫幻想,但我肯定没抱什么幻想。但在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人不怕坐牢,不管当局多么横蛮,还是有许多人敢于反抗,敢于高声讲出自己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坐牢,特别是因为言论和政治见解而坐牢,差不多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备受尊敬。这是近些年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个原因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长期在恐惧之下生活,多多少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处理恐惧的能力可能(比外界想象得)更强些,更知道怎么样应对这种恐怖之下的生活。

还有,我今年41岁,算是中年人了。在我这个年纪,应当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做些事情,算是一点责任感吧。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么多朋友都被抓了,我多多少少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愧疚:既然你们都被抓了,那好吧,我来陪你们。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

法广:我们再回到您的这本书《中国,少了一味药》。您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但没有给出答案:当有一天这些传销者耗尽了积蓄,拖垮了身体,走投无路的时候,发觉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他们会怎样回报这个纵容传销的人间?如今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么?

慕容雪村:已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案件:几年前,有个人在江苏泰州一个小学门口,拿着刀砍孩子。那个人据说就是一个传销者。我想,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重视传销,至少有一千万人被蒙蔽在这样的骗局之中,这些骗局不仅骗他们的钱,还要摧残他们的肉体和精神,这是更重要的。

法广:您说中国社会对传销现象始终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但是,洗脑式灌输、对人的蒙蔽等,这些都不只是传销团伙中才有的问题。这是否也注定短期内中国走不出这样的社会逻辑呢?

慕容雪村:其实,传销在其他国家也有,但上当的人非常之少。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一个群体(上当)?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和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容易被洗脑?因为他们的脑子本身已经被洗了一半了,或者已经完全被洗脑了。换句话说,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传销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大型传销团伙,都是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传销团伙中,这个目标是两年赚五百万;在更大的中国社会中,这个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最近共产主义这个词又成了热词,可以说是甚嚣尘上。其它诸如强迫人们吃苦、屏蔽信息、大量散布谎言,……这些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认同这种宣传、这种说辞,那么当他接触到传销,就会毫不费力地接受他们所有的荒谬理论。这说明,这两个社会——传销社会与中国社会——具有相同的结构,而这就是我这本书所要讲的。

2072年的中国会是怎样?

法广:您好像在写一本新书,写未来中国,2072时的中国可能是非常贫穷、鲁莽的社会现实。您对中国前景的预测如此悲观么?

慕容雪村:小说不完全代表我对未来中国的看法。这本小说取名《我们的新时代》。故事一开场就发生在2072年,那是一个更加封闭、更加保守的社会。很多人会问: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号称崛起的大国,它会变成那种状态么?从最近两年发生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和落后非常可能。我说的封闭和落后更多是在思想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舆论思潮在整体地后退,政府的宣传机器全力开动,开始批判普世价值,反对民主宪政,新闻自由状况越来越差,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状况越来越差……但大多数人都对此置若罔闻,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发生,一言不发,假装与自己全无干系。这些事情慢慢发展下去,到底会走到什么程度,实在很难想象。

同时,大量的国际企业撤出中国,在许多城市,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非常明显地衰落下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已经是个事实,但到目前为止,共产党并没有多少提振经济的好办法。而且,这前三十年的发展基本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发展。中国会不会重蹈北韩的覆辙?我们知道,北韩在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早期的时候,其生活水准不比中国差,但后来却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状况会越来越糟糕?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中国重新发生?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在今年5月份,(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共统治进入崩溃期。这个话题并非始于今天,大概自2009年之后,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的知识人圈子里、媒体人圈子里,讨论得非常热烈,几乎每次聚会都会谈到这个话题,有人甚至为此下了极高的赌注。高智晟最近也预测中共会在2017年倒台。这事或许也能说明一点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大量的中国人开始觉醒,认识到这个政权自身的不足,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而民间的反抗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间,中国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发生大的变革。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可能都需要有一点想象力: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中国共产党突然不存在了,或者中国共产党不能持续它的统治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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