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被尘封的往事——文革时候的拉萨

唯色:被尘封的往事——文革时候的拉萨

1、 遮蔽?是的,就是这个词:遮蔽。并且不是一点,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几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说的是那一段历史,发生在整个图伯特大地上,长达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几乎都被遮蔽了。

每当如此言说,眼前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这个感觉是形象的,就像是隐约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巴掌悬浮于头顶,用汉语的一个成语来描述即一手遮天。那么,是谁的手呢?为什么那手想要遮住天呢?

有“天”就有“地”。于是又想起汉语的一个成语:遮天蔽地。——这里面“遮”和“蔽”都有了,但显然不再被动,似有一种主动的因素驱使着。

是不是,所谓的“被动”和“主动”其实都为一体?施与者与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个比喻来说,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乱棒,却都纷纷打在了我自己的头上;我站在风中吐出去的唾沫,却都溅在了我自己的脸上。

不过这比喻还是不确切。这比喻太明显了,毫无“遮蔽”一词所具有的那种隐秘、蒙昧甚至几分阴谋的意味。而且,“遮蔽”还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

是谁要“遮蔽”?是谁在“遮蔽”?又是谁被“遮蔽”了?

2、 我父亲拍的三百多张西藏文革照片中,有一张在内容上具有震撼力、形式上具有冲击力。是熊熊燃烧的烈火,大肆漫卷着、吞没着正在烧成灰烬的无数书页——在这之前都是存放于寺院不知多少岁月的佛教经典。分不清楚谁是纵火者,谁是围观者,因为他们相互混杂,表情皆都兴奋莫名。而且,与中国各地的同类文革照片中出现的人群,无论装束还是相貌都十分相似,只有作为背景的藏式建筑提醒我们:这是西藏,这是拉萨,这是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绕瓦”。

能抢的就抢,能砸的就砸,能烧的就烧。然而,“四旧”太多,抢不完、砸不完、烧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厕所里。我母亲回忆道:“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泽仁叔叔家送东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后第一次出门。从军区后门的尧西朗顿家到帕廓街东边的鲁固汽车站,一直到摄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砸大昭寺还是砸附近的几个佛殿,过去放在寺院里的经书被扔得满街都是,地上撒满了经书,一页页,比树叶还多,走在上面发出“嚓、嚓”的声响。我心里还是有点害怕,觉得踩经书是有罪孽的,可是没办法呀,地上全是经书没法不踩上,躲也躲不过。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想着人们怎么连经书都敢踩呀,车也从经书上面碾过,那些经书已经又脏又破。那时候是秋天,风一吹,破碎的经书就和树叶一起漫天乱飞。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如今住在加德满都的表姑也心有余悸地对我说:“把砸碎了的佛像装在背兜里,倒在路上和街道上,还把经书一张张地撒在路上。心里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时候,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呀。天哪,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还刻的有经文。贡觉松(三宝护佑)!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这样的厕所在木如寺那里盖了一个,在小昭寺那里盖了一个,在木如居委会那里也盖了一个。人们都害怕去那里解手,可是不去的话,居委会的干部要骂。”

当时满大街都扔着破碎的佛像和撕碎的经书,许多信教的老年人都很难过,悄悄地说,人活这么大年纪有什么意思?活的年纪太大了,连菩萨的死都看见了,还有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吗?小时候带过我的保姆阿佳益西摇着白发苍苍的头说:“难道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连菩萨也被整死了……”

3、 我父亲拍的还有两张照片耐人寻味。在大昭寺过去的讲经场而此时批斗“牛鬼蛇神”的现场——“松却绕瓦”,一个干部架势的汉人满面笑容,他显然是这场批斗会的主持者。两张照片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他的动作却是连续性的:微微后仰着身子,笑容不变,那不屑地指点着胸前挂着一摞经书正垂首挨斗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来也像是随时准备伸出去。

他的笑容是这两张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他人——即使是属于同一个战壕的“翻身农奴”——的脸上,却不见如此轻松、畅快的笑容。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激动、激昂和激愤,但又略带紧张,和一种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变的迷惑。那个把手搭在喇嘛肩上的藏人红卫兵,其姿势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地又吐舌又弯腰,好似带点不自觉的诚惶诚恐。只有他在笑。只有这个汉人干部开怀地笑着。这是一个占领者的笑容。是一个权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个新主人的笑容。

他是谁呢?有人说他像曾当过“三教工作团”团长和城关区书记的李方(音)。据说此人不但霸道而且贪婪,后来在调回汉地时私自带走不少珍贵文物,但车在半路上翻了,他受了重伤,拿走的东西滚落一地,这才暴露无遗。不过照片上的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有一脸络腮胡的“书记加乌啦”(加乌,藏语,大胡子)?尽管我们无从确凿地得知,但不能忽略他以及他的笑容。这个人满面得意的笑容其实具有象征性。

而那位头戴高帽的喇嘛同样具有象征性。包括垂挂在他胸前的一摞珍贵的经书。包括他面前的那辆堆满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却被视作“四旧”的木板车。有人说他是大昭寺管理释迦牟尼佛殿的“规尼本拉”,有人说他是哲蚌寺的四大堪布之一——格巴喇嘛,也有人说他是色拉寺或甘丹寺的高僧。其实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护法法衣游街的德木仁波切,或者是被红卫兵用金刚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

至于那么多围成几圈的看客里面,有多少人是出于被解放的欢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于为己盘算的心计,我们也一样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那就是,实际上,奴隶依然是奴隶。当面带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现时,当昔日用以传播佛法的地点变成不公正的法庭时,当一个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审判时,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围观者们,或许还构不上帮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显得那么驯服的他们其实还是奴隶。他们其实从来也没有被真正地解放过。

“松却绕瓦”在这个时刻丧失了它原本渗透的宗教精神。这个时刻,不,这个时代,这个被藏人称为“人类杀劫”(藏语谐音,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把太多的耻辱深深地刻在了铺满讲经场的每一块石头上面。“松却绕瓦”从此成为1966年席卷图伯特的那场革命的见证。

4、 帕廓,在汉语里经常被称为“八角街”(汉语发音为“Ba Jiao Jie”),而这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错误发音,传说源于一九五0年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队伍中的四川士兵,或许更早,可以追溯至清朝驻藏大臣时代,但肯定与四川人有关,因为在四川话里,“角”被念作“Guo”,于是帕廓街变成“八角街”也就不足为怪,但它的含意绝非指这条街有八个角,它原本的发音也不是“Ba Jiao Jie”。然而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这天,帕廓,不,被汉人叫成“八角街”的这条老街,以一个充满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义的旧名字。破旧立新,大破大立,那种改天换地的豪迈劲儿浓缩在一块曾经矗立在旧式石墙旁边的新牌子上,更名为“立新大街”,藏语发音为“杀足朗钦”。尽管时光流转,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汉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转经的街和商业的街了,还是游客观赏异域景观的街,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为后来在1987、1989年以及2008年,在这条街上都发生过所谓的“骚乱”。

不过要把这“立新”翻译成藏文并不容易,就像“革命”、“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识形态化的概念,在藏文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定义。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如何绞尽脑汁,才在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强可以解释“立新”的两个词汇,继而拼凑起来,在饱含“旧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个崭新的词汇。我们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艰难地念诵并牢记诸如此类的一个个生涩的词汇,以至于有时会闹出把“方向性”说成藏语发音的“猪肉”、把“路线性”说成藏语发音的“羊肉”这样的笑话。那时候,从未有过的新词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天性爱作乐的藏族人为了加强记忆力而编造的笑话也一个个不断地涌现出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临“立新”的问题,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在《一个犹太人在今天》书中写到:“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有过许多关于革命的谈论——几乎像今天一样多,多得甚至让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尽管他生活在国际时事的边缘,也决定去打听一下。但当时他在他虔诚的信徒中询问:‘一场革命,那是什么呢?’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一概念并未在《塔木德经》文学中出现过。从没有这么好奇过,这位拉比要求见一下某位犹太人,一个职业的教授,享有开明的盛誉。‘好像你对我们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兴趣:告诉我,一场革命是什么?’‘你真想知道吗?’教授怀疑。‘好吧,是这么回事。当无产阶级开始与腐朽的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斗争,一个辩证形势就发展起来,它使群众政党化并引发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化……’‘我真不幸,’拉比打断道。‘以前我有一个词不认识。现在,因为你,我有五个词不认识了。’”

改名字也是属于“破旧立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为风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亲回忆说,“当时要求人人改名字,说藏族人的名字属于‘四旧’,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须改名换姓。我们是由公安厅统一改名字的,每个人的新名字都要上报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红。我先选了一个名字叫毛卫华,但公安厅里已经有人叫毛卫华,我想汉族的名字里也有叫玉珍的,干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统帅一个姓。可是,虽说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军代表点名平时都没人喊,好多人都忘记了。我的一个同事小达娃叫高原红,但每次点她的新名字她都没反应,我们就赶紧捅她,‘达娃啦,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连声说‘到、到、到’。想起来简直好笑。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真的,文革时候人都疯了,半夜三更说要去游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游行,敲锣打鼓,使劲喊口号,精神还好得不得了。”

5、 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Urvashi Butalia)在有关印巴分治的著作中说,不仅要通过“历史”来了解事件,“而且还要通过它的文学的、虚构的、历史的、政治的描述,通过它的个人的、证明性的陈述来了解它,因为对任何事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事实’,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如何回忆这些事实,以及如何陈述它们。”而人们的陈述,却因揭示黑暗,必然会重返黑暗并将记录者也不可避免地带入黑暗。

我至今记得采访时,经常会为对方突然吐露的一两句叹息——“疯了,那时候都疯了,就像吃了迷魂药”;“可怜啊,我们这个民族太可怜了”——而心痛,会暗暗指责那些以革命的名义造成毁灭行为的人。但当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整理录音,一个个感叹号开始为问号代替。这么多人的心结,之纠缠,之壅塞,之沉重,察觉得到他们的精神世界其实布满某种烙印,而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学舌时,似乎只会重复那些烙印似的语言,如“解放”、“叛乱”、“破四旧”、“牛鬼蛇神”、“人民公社”之类。

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我来说,有段时间,不太愿意再次翻看记录这些烙印的老照片,也不太愿意重温当时的采访录音或文字,似乎是进入了对黑暗的西藏文革的厌倦期。

6、 是的,几乎无一例外,每每在回忆那被尘封的往事时,很多人常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人们的状态:——“疯狂”。

“疯狂”肯定是一种生理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无疑充满了种种暴烈,具有骇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却相当不易。因为单是几个人的疯狂尚能按照病理学去诊断和治疗,偏偏是那么多人都疯狂,且前所未有地集体发作,这是为什么呢?

人若疯狂总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素质不必说,诱发疯狂的契机显然来自于外界。而在那外界弥漫着的或激荡着的,究竟是什么,竟使人陷于非人的状态之中?

难道是“权力”吗?确切地说,是“绝对权力”吗?在文革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绝对权力的网络无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与被控制、监督与被监督、服从与被服从等等关系,即使两个人相处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说数十人、数百人乃至千千万万人的集体之中。

福柯(Michel Foucault)说:“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在日常生活层面开始运作的权力将不再是那个既身临其境又遥不可及的君主,他无所不能但又反复无常,是一切正义的来源,也是所有诱骗的目标,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则与巫术的效能。”

于是,人即使有对权力淡漠的,甚至无视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惧的因素。恐惧正是基于千千万万种权力而产生的,因此,一个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权力,招惹权力,但无所不在的权力却偏偏要来理睬和招惹你,怎么躲避也是躲避不过的。

为什么会疯狂?为什么要疯狂?为什么不疯狂?——这就是问题和答案吗?

7、 假如……不,我当然不可能目击当时。除非时光倒流,而我须得保持如今的状态和心态,我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有过那个当年的他们渐渐面目模糊。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调和神情亦如往常,但总会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记忆之门突然开启,通向一个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世界,而在那剧变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单地伫立着他或她的青春时节的身影:惊诧,兴奋,昏了头,甚至迷狂间形影混乱。这身影如此突兀的显现使他们无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稳重,终于难以控制而突然语不成句,突然泪光闪烁,但都是瞬间即逝。

他们有的是足够的叹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将残留的恐惧蔓延到今天的时局,用一句“不敢说”就为那一段历史挽上一个不易解开的结。但说实话,我很少从他们中的哪个人身上,看到谁拥有比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良心,进而扩大到寻找一个民族的良心?然而,这个“良心”何以鉴别?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有时候,似乎只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行为上看到这一点。比如,洛旺叔叔这个“当权派”(文革中对官员的通称)在挨批斗时,一个不知名的炊事员会悄悄地给他送上一缸子盛满糌粑和酥油的热乎乎的茶。

不过,寻找良心就是我们探究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吗?何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这种审判性的工作?假如……我们生逢其时,毫无疑问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员,肯定谁也逃脱不过、洗刷不掉,肯定谁都是那被当然选择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只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2001年-2002年于拉萨

图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拉萨(摄影者:我的父亲——泽仁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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