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渔夫:民主还是个好东西吗?

渭水渔夫:民主还是个好东西吗?

十年前俞可平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时候,尽管在党内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但多数人是将其当作一句正确的废话来看待的。可是十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却似乎真的成了一个可疑的命题,而且这种质疑得到了部分权威学者的支持,已不能等闲视之。今年就有三部海外学者的相关中文版著作问世,分别是迈克尔·曼(被誉为“韦伯之后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福山(以“历史终结论”赢得世界性声誉的著名思想家)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和朱云汉(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本文就以这三部著作为例,来试着澄清当前思想界在民主价值问题上的一些误区。

民主是否是个好东西,最方便、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看那些较早实现民主的国家发展得怎么样,或者看看当代世界的发达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比例如何。按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较早实现民主的国家都成了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民主国家(新加坡其实勉强也算是民主国家)。但有的人对如此明显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抓住发达国家民主制度的某些不足大做文章。朱云汉的著作如果不看作者介绍,会让人以为是大陆某社科院的学者写的。书中充满各种夸大其词的“高论”,比如“美国政体已失去为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基本功能”,理由是:“政治人物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网罗最专业的政治顾问,而非国家前途与未来。过去30年中,美国民主遭‘市场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严重侵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巨变:多元化成为历史,金权政治占据舞台,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在美社会取得空前优势,而与之抗衡的力量却日益萎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直线滑落,工会会员占比从1983年的20.1%跌至2012年的11.3%。”但是,这一例子并不能说明美国民主的衰落,反而可以用来说明美国民主的成就。工会政治影响力的下降完全可以解释为美国劳资矛盾的缓和以及民主渠道的增多,工会会员比例的下降也可以解释为中产阶级的壮大。朱云汉还断言:“民主体制失灵的后果是政府无法扭转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但美国是否已经由盛转衰仍有待观察。退一步说,即使美国已由盛转衰,也不一定是由民主体制失灵所导致的。再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由盛转衰是由民主体制失灵所造成的,问题也出在“失灵”上,而非民主本身。

与朱云汉相比,福山对美国民主的批评要委婉得多。福山认为美国政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效能危机,也就是政治衰败,主要体现在:首先,美国某些政府部门出现了显著的功能失调,美国官僚系统的有效性正在削弱;其次,美国盛行利益集团政治和政治上的“再世袭化”;最后,美国政治已经沦为否决者统治,而这已严重损害美国政治的效能。但是,福山的论述也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首先,大多数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以来,美国行政权逐渐扩大,议会对政府的制约日益下降,而福山似乎认为政府受到的制约仍太多。其次,福山的论述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他在分析美国森林管理服务局的案例时,认为该机构已经从一个高效的政府机构沦为政治衰朽的样本,原因则包括受到立法机构的过多干预从而导致机构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官僚机构本身的自我膨胀与异化,但这两个原因之间显然是相互冲突的。再次,福山对分权制衡原则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他看来,美国设置了过多的分权制衡机构,导致政府(特别是行政系统)的无所作为。最后,福山的根本错误在于将有效政府、法治与民主这三者的顺序进行了错误的排列,将有效政府置于民主之上,从而忽视了民主与宪政的真正价值。

如果说大多数人对发达国家实行民主的价值没有多少异议的话,那么,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的价值,质疑的声音就要大得多了。朱云汉危言耸听地指出:“民主”与“自由”正成为世界秩序动荡的根源,“劣质民主”的传播给全球带来灾难。他认为“第三波民主”面临着两个结构性障碍:一是美国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二是“市场化”与“民主化”结成“连体婴”成为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根本性障碍。表面上看,朱云汉只是反对“劣质民主”,他所谓的“劣质民主”就是建立在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基础上的民主,那么,他所谓的优质民主的内涵也就显而易见了。敢情毛泽东式民主才是他心目中的优质民主。难怪他要对毛泽东时代大唱赞歌,说什么“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此颠倒黑白地拍中共的马屁,难怪他的著作能得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强烈推荐了。

福山虽然也成了中共的座上宾,但他的著作总算还有一定的学术含量。福山并没有质疑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的必要性,而是质疑其紧迫性。福山认为,政治现代化有三个维度: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问责制,在这三者之中,国家建构和法治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处于优先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建设有效国家和法治。他在谈到利比亚正在进行的政治转型时指出:“此时此刻,利比亚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它缺少国家——也就是一个能在其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暴力以维持和平和执行法律的中央权威。”

福山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六十年代,他的老师亨廷顿就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了秩序、稳定以及国家权威的重要性。福山的理论只是看起来更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而已,但他对世界历史的概括并不全面,对有效国家、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认识不足。事实上,这三者之间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向的网状结构。比如他最看重的国家建构,概括来说,有效国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能力,二是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前者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后者涉及政府能够超越各种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但后者显然离不开民主与法治。如果国家仅仅单向度地追求垄断暴力和扩张权力的话,就注定无法超越世袭制及庇护主义的做法,因而就也无法发展出高效廉洁的现代国家。中国被福山视为前现代国家建设的代表,但是,古代中国尽管强大,仍然无法超越世袭制传统与庇护主义,而且总体上是一个趋于腐败、统治能力不断衰减、不得不通过周期性起义来更新的国家。由此可见,有效国家无法脱离民主与法治而长期存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它与法治和民主之间存在着许多叠加的成分,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在大多数现代国家,国家建设、法治建设与民主建设具有同时性。正如刘瑜所指出的:即使国家建设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也不代表国家建设与民主建设是两个独立的过程。相反,两者完全可以是一个同步建设、互相影响的政治过程。更何况,国家建构不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而走火入魔了;而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因此,如果将福山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中国要加快民主化的进程,而不是相反。

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虽然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但并非对民主的全面批评,而只是选取了一个角度——种族清洗与民主的关系。但是,这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对民主的定义过于宽泛了。作者把土耳其、美国、纳粹德国、苏联、红色高棉、卢旺达等种种看似完全不相干的政体形式都放在一起,认为其种族清洗的行为都体现了“民主的阴暗面”,这难道不是对“民主”的误用吗?在他的书里,不但“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被视为民主,纳粹的统治和斯大林主义的阶级专政也被归入民主范畴;不但选举前后的暴力被视为民主的问题,围绕着“伪选举”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发生的选举所发生的暴力也被视为民主的后果。其次,作者只强调了“民主”制度下发生的种族屠杀行为,而忽略了专制体制下发生的更严重的屠杀行为。再次,该书最多只能说明民主未能完全避免种族屠杀,而不能说明民主导致了种族屠杀。

总的来说,所有质疑民主价值的人都先设定了一个错误的靶子,即民主万能论。一旦民主制度下出现了某些治理问题,他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其视为民主的弊端。但是,民主虽然是好东西,但并非万能。不该民主制度负责的,民主就无需承受相应的骂名。

其次,质疑民主价值的人往往侧重于短期绩效与经济绩效,而忽视了长期绩效与综合绩效。必须承认,权威体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民主体制有时表现不佳。无论是前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高速增长,还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都曾经被当作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或专制体制优越性的体现。如今苏联早已成为历史,而中国经济的失败也近在眼前。从长期来看,还是民主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再次,就算民主在治理绩效方面不尽人意,也不应该作为拒绝民主的理由。质疑民主价值的人,往往只是将民主当作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但是,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值得追求和捍卫的价值。民主与富强的联系也许没那么密切,但它与自由、平等、尊严紧密相连。所以说到底,是否支持民主是价值观之争。凡是将富强放在首位的人,对民主往往是三心二意的,随时都可能将其抛弃。面对中国崛起的压力,某些西方学者也坐不住了。福山认为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就是这种缺乏自信的表现。秦晖曾经提出东德打败西德、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终究是不会成为现实的,因为人心或许会被一时的欲望或恐惧所蒙蔽,但终究会觉醒的。

最后,学术贵在创新,学者大可以挑战常识,因而质疑民主的价值,但在公共舆论场,知识分子应该坚决捍卫这一常识:民主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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