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知识分子和政客喜欢妖魔化资本主义

为何知识分子和政客喜欢妖魔化资本主义

作者: 童大焕

改善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对于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积资本,充分发扬资本主义服务大众的精神——要想赚钱,就必须千方百计满足大众需求,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不仅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资本家的这种创造精神,陈志武团队的量化历史研究还表明,世界人口的增长都是有赖于生产水平的提升才得以实现:

“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等人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玉米、红薯、土豆这三种新作物。”

没有以自利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大众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越来越充足、越来越便宜的各种粮食、服务以及高科技产品。但是短视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总是一再把注意力集中在煽情的“贫富差距加大”上,不断掀起社会的仇恨心理与平均主义思想。它甚至成为20世纪席卷三分之一人类社会的思潮,并且带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但事实上,这种平均主义与浪漫理想主义思想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从数字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的确是越来越大了,但从整体上,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尤其是穷人的生存状况的确得到越来越大的改善。而这个改善首先来自于富人创造的财富和机会。其二,社会财富的绝对差距是在不断拉大,但却也是在不断变迁不居之中,要想保有或增加这些财富,只有通过企业或资产服务的形式,不断创造满足足够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服务才行,否则这些财富很容易缩水或者亏本,迅速转移到更能服务大众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手里——这个过程,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资本家的财富,除去个人消费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事实上始终处于“社会共有”或曰“社会共享”的过程中。而相对穷的人的财富,却绝大部分比例只是个人消费所有。财富越多,事实公有的成分越大。反之亦然。

但政客和知识分子完全不必理会这一财富的本质,他们只需要抓住数字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但事实上,米塞斯早已在《反资本主义的心境》一文中把他们的嘴脸揭了个鲜血淋漓体无完肤,他说: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资本主义使每个人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它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

“德国有一大群著作家,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若干观念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学,以及来自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一群著作家,是由摩梭尔(Justus Moser)领导的。新的学说当中,最使摩梭尔愤怒的,是主张文武官吏的升迁,须以个人的功绩与能力为标准,而不依据在职者的门面、血统、年龄和服务的时间。摩梭尔以为,在一个’成功专靠个人功绩’的社会中,有许多人是很难堪的。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估价过高。如果一个人的身份高低,不是决定于他自己的天生才干,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决定,那么,那些停留在低级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们,就可甘心忍受,而也无损于他们的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专靠功绩来决定的话,情形就不同了。失败的人就会自觉羞辱,由自觉羞辱而生怨恨,对于所有胜过他的人都怀怨恨。

“为着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谢谢上帝,作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径!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泄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

妒嫉与不服,无疑是反资本主义的强大“社会心理”或曰“群众基础”。当然,后期乃至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多数并非出于米塞斯所说的妒嫉心理,而是一方面出于对“经典”的食古不化,对平均主义幼稚理想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的利益考量——既然根据市场自由竞争的发展规律,80%的智慧和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那么,你只需迎合另外那80%的人,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多的选票和拥戴,成为“人民头上的大救星”和“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尽管牛刀、易宪容、谢国忠、时寒冰们在房价问题的判断上90%以上都是错的,听他们话的都成了穷人,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顶戴光芒,因为总有那80%的人前仆后继地涌上来。意见领袖们可以借此收获自己的荣誉与财富,卖书,演讲,鲜花,掌声,甚至无知少女,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至于他们的判断失败,没关系,一句“利益集团太强大”足以一招抵千年!所以,最笨的知识分子可以完全无知,只需永远做“始终站在鸡蛋(即大多数)一边”的姿势分子和姿态分子,就能收获掌声和顶戴!

至于政客,攻击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除了名声更有实利!因为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那就只有政府出手,进行再分配。哈哈,把钱都拿到政府手里,既做救世主又能伸手从财富分配获取好处,何乐而不为哉?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甚至更确切地说,是理想越伟大现实越悲惨。政府主导财富分配的结果,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比自由市场更扩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把整个社会变得贫穷,把人变成失去财产和精神自由的奴隶,甚至失去生命!

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时代,资本主义精神丧失殆尽,生产力大幅度萎缩的同时,分配更加不公,这才有杜润生先生说的:大跃进农民损失惨重,饿死4000多万人。

现在呢?前前任总理朱先生上任时带着一百口棺材打贪官、不怕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豪言壮语让国人热血沸腾“正能量”爆棚,但他最终以制造资源型垄断为结果的国企改革,却以腐败低效、质次高价,把百姓打进了地狱,从潘多拉魔盒里放出了无数的贪官,同时这些国企只创造了8%的就业机会,却支配着全社会55%以上的社会资源,拿走了全社会55%以上的工资总额。乃至于今天的习李反腐,成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而当年的神话将军,如今早已成了笑话。

前任温总理一边循循善诱要开发商流一点道德的血液,一边雷厉风行层层下任务大建保障房,如今,多少保障房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城和鬼城一分子?

在人类发展一波三折的艰辛道路上,对民粹的警惕是一永恒的话题。因为民粹符合大多数人的人性,所以总会时不时幽灵一般地冒出来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灾难与麻烦。我们惟有时时警醒一个真理性的东西:

自由永远比公平更重要,市场永远比权力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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