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阳:“口炮党”错在哪里:以孙中山为例

孙旭阳:“口炮党”错在哪里:以孙中山为例

大概三四个月前,我在微信朋友圈自称要写一篇论述“口炮”的长文。半天之内,我就骗了大概一千块的红包。之所以说“骗”,是因为三四个月来,我数次动笔,都因俗事繁杂,或者说拖稿症发作,一直拖到现在,这个爱国者为祖国母亲祝寿的大好假期,实在不能再拖了。

提到“祖国”,这原本是侨居海外他国者对故国的称谓。30年来,那么多爱国歌曲,“祖国”这词用得最符合原意的,就是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这片雄鸡状地图的人来说,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就好像称呼自己配偶为“情人”一样,矫情和荒唐。

至少,我的本家孙中山先生,就不会称呼天朝为“祖国”。他非但不认这个祖,还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灭这个国。不过老孙这两句话也挺扯淡的,“中华”原本就是爱国文人们自欺欺人造的一个词,它的来由和所指,都鬼鬼祟祟。

至于“鞑虏”,不就想说“非我族类”嘛,可是,如果我们信从当官的就应该是公仆这个规则,就应该想,公仆好不好,在于其是否廉洁高效,听选民们使唤,至于他们是什么人种,原本什么国籍,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人们评价当官的,应该等同于看日本AV女优、菲律宾女佣、巴西球员、英国管家,评判标准只有一个:活儿好不好。而且,当官的还掌控暴力资源,天生倾向于撕咬镇压供养他们的人民,而非守护。这点,他们连藏獒都不如。所以,必须用禁锢藏獒更严厉的办法,来防范他们对于主人的侵害。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谁都知道,清政府不会坐以待毙。建国二三百年,天朝扑灭的造反,罗织的文字狱,可谓不计其数。无论是刀枪造反。还是笔尖冒犯,都是要死人的,甚至血流成河。孙中山以改良献言者的身份,求见李鸿章失败后,就开始在清政府刀兵所不及的海外窜访,煽动华人华侨捐款,要革清政府的命。在安全地带策动流血运动,孙中山无疑是近代以来最大的“口炮党”。事实上,他有个诨名正叫“孙大炮”。

可以想象一下,孙中山正在慷慨激昂地控诉满清,号召大家捐款买枪,跟他丫的干。突然有一人冲上台去,“干你娘呀!你说得那么好,你咋不回国跟清兵干呢?!华人在美国端盘子做洗衣工,挣个钱容易吗?”

台下也有人接腔,“是呀,中国是我们的,可是也不能完全说不是满清政府的呀。中国民主自由了,八旗子弟也有好处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跟他们好好谈谈呢,这事儿得慢慢来。这几年,听了孙大炮的蛊惑,在国内造反的年轻革命党,死得太多了。即使那些被革命党打死的清兵,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呀。孙先生倒好,长程革命家做久了,人血馒头越吃越上瘾!”

还有人直接上去扇了孙中山一个耳光,“麻痹的,你们这群口炮党天天鼓吹暴力,以暴制暴再以暴易暴,把清政府赶下台,你们不就取而代之了吗?”

这些质疑,口才如孙大炮者,估计也难以招架。南湖那艘游船要是被朝阳区群众发现并围攻,把这些话砸到与会的不法分子脸上,相信他们也难免支支吾吾。

我读书少,不懂历史,并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有无遇到过这些责难。不过,俺老孙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骂孙中山“口炮”的,都是蠢货,无一例外。或许有不是蠢货的,但我没有查到。

“政权合法性”

如何评价清政府,换句话说,如何评价一个政府,使我们进行绝大多数政治讨论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对政权的评价很多时候减缩为对最高执政者的评价。皇帝(国王)如勤政爱民励精图治,那就是盛世的明君十全的老人;皇帝如骄奢淫逸暴虐无道,那就是乱世的桀纣祸国的匹夫。孟子在评价商纣王死亡事件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翻译下就是:纣王这种不行仁义,望之不似人君的货,人人得而诛之,并不违“君君臣臣”的儒家伦理。

孟子这话说得轻巧,问题是我们翻翻中国史书,恶名最盛的暴君,几乎都是亡国之君。就是说,他们被称之为最坏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失败了。倘若抗战没有胜利,谁敢说溥仪的坏话?倘若蒋中正没有被赶到台湾,又会是谁在大陆版史书上被千夫所指?

一般中国人谈不上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史观,他们只会为成功者歌功颂德,使用任何他们掌握的词汇为成功者和强势者辩护。枪在谁的手里,他们就跟谁走。所以,我们今天评价孙中山所要反的清政府,原因既不能是清朝亡了,也不能是清朝的反对者孙中山等人,在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属于正面人物。

我们一定可以有更靠谱,更具有操作性的指标。

有人试图告诉我们,“存在即合理”(姑且不说这话的原意),凡是存在的政权,就是合理正当的,因为这是历史的选择(满清叫“奉天承运”)。这又回到我前文所述的问题,推演下去就是,“凡是尚未被推翻的政权,都是好的”。要真是这样,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被推翻之前,“是好的”,推翻它们就是逆天而行,跟历史潮流对着干。

清政府和国民政府既然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历史”最终放弃它们,有了新的选择,标准何在?“历史”究竟是天神还是婊子?

历史走到某一步,不代表历史就有选择的能力,更不意味着“历史的选择”天然具有伦理的正当。在21世纪回望清政府和其他政府,应该以“合法性”审视之。

“合法性”不仅可以为政权定性,定性更指向政权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惯性。那些想改变现实政治的人,当然应该先搞清楚:对面是一个可以与异议者分享影响力甚至权力的政权,还是目测一路走到黑,24小时候全天候预备镇压不同声音的暴力团伙。

从大清摄政王载沣“有兵在”的表态来看,清政府显然属于后者。不过,评判政权合法性问题,掌控权柄者的一些言行还并非最科学的指标。“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愧对脊椎动物这个称谓的一大表征。即使载沣坏,但翻翻清廷档案,却不乏各代皇帝爱民如子的标榜,即使不是皇帝的慈禧太后,还主持了对杨乃武小白菜的平反呢。所以,在个例之外,还要看大局,看清政府绵延近三百年,对治下的百姓做过什么?

其夺取关内的政权,当然不是通过选举,而是暴力征服,谁不服剐谁。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老故事自不待言。在政权稳定之后,也没有什么建立民主制度,反倒施行严刑峻法,对百姓敲骨吸髓,大兴文字狱等德政,也不用多说。我还想举康熙朝文字狱受害者方苞的《狱中杂记》为例,能把监狱包括刑部大牢办成人间地狱的政权,很难说具有什么合法性。

说到这里,或许有朋友问,你口口声声“合法性”,而在清朝,有什么“法”可以裁定清政府非法呢?我的解释是,这里的“法”并非《大清律》这样的实定法,而是在今日今世,以您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解(不要理会历史教科书怎么说),去反观清朝。

还有,也不要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价值观评判可以类比科学原则,其与时代关系不大。我们现在批评秦始皇不人道,依据的难道是秦律和秦人的伦理观吗?况且,在清朝前期,就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大儒质疑君主专制。只是,这些异议终清之世,一直被压制而已。到了清末,西学渐进,就更不存在缺少价值工具的问题。

顾炎武最有名的是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别。“国”与“天下”,在老顾那里被掰扯开来。这点,他要比现在的公知高明,大部分公知汲汲于区分“国”与“政府”之别,却忽视了,没有政府、及其管辖的疆域,颁发的身份证和护照,哪来的“国”?

每一个讨论政治的人,首先都应该明晰自己对于政权合法性的理解。我认为这是基本的讨论程序和礼仪,因为会免除很多误解和争执。

事实上,即使朝廷鹰犬,即使县太爷的狗腿子,都会同意古往今来,有些政权(至少前朝)不配存在。他们往往都会把前朝描述为黑暗无道,那么何不以同样标准审视今朝呢?

恐怕没多少人会反对:20世纪初的清政府,毫无合法性可言,已不配继续留存。“百日维新”和“皇族内阁”的闹剧,连旅居日本的保皇党梁启超等,都已断定,操控权柄的慈禧及其仆从毫无改良诚意。

改良不但需要诚意,更需要能力。康梁事败后,六君子赴难,光绪帝被囚瀛台,同情维新的大小官员被整肃,顽固势力更得慈禧宠信,为拳乱埋下大祸根。至此,于心于力,天朝已无通过改良造就现代国家的可能。

惟有打破这个旧社会才可。

绕开政权合法性和温和改良的可能性谈满清政治的人,都是在耍流氓。将不能须臾丝毫让渡的是非问题,矮化讳饰为小市民的旦夕祸福利害,趋利避害,苟且度日,于真的小市民倒无可厚非。但对于读书人,尤其是那些大言炎炎军国大事的读书人,却足以鉴定为无脑无心肝。

因此,与其纠结孙中山是否“孙大炮“,口径战力如何,不如把质疑“口炮”的力气,用在质疑天朝上。

从改良到革命:光谱左右

从肥肠满肚的满清皇子皇孙(他们抵制镇压任何威胁其特权的改变),到革命党孙中山之间,如果画一条政治光谱出来,几乎可以容纳大部分有精神自觉的天朝人。

再细化之,在光谱偏革命的这半边,大抵也可以渐变如下:

信仰改良→否决改良可行性→认为革命才可改变→同情革命党→做革命党

拳乱之后,尽管清政府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通缉求索,但受到八国联军凌辱的刺激,从维护天朝政权稳固和基本面子出发,也一度试图提振民心士气,务新求变也俨然成为朝野共识。为此,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但“皇族内阁”之后,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放弃了对天朝改良的虚假希望。

改良派的惯常论调,无外乎平稳过度,代价最小。然而,“有兵在”的统治阶层,在暴力资源占据上风之时,又有何动力和必要改良呢?在清末,改良派的劝谏无外乎两条路子:不改良便亡国灭种,断送祖宗三百年基业;改良了君主立宪,江山永固,承前启后,俯仰无愧。

这样的说服术幼稚到穿开裆裤。任何时候,改良跪谏的天花板都低到膝盖下:被奴役者无法通过更下作的顺服和屈从,来换取奴役者放弃绝对权力。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目测也是因为“兵不在了”,而非“兵在,良心更在”。

我更认为,即使当政者真在改良,也无法减损革命的正当和必要。这点我不解释。本文也不想在“革命VS改良”这种低幼议题上浪费时间。再接到上文清末的政治光谱上,从改良到革命之间,不妨粗分下各类人群:

信仰改良者,仅从信仰本身,无可厚非。趋利避害,拈轻怕重,是人之常情。即使生于乱世,只要有一口饭果腹,一张床安眠,几个家人相伴,对兵祸大多唯恐避之不及。改良当然很好了,不改的话,我也能活得下去,甚至在中产以上。这种类似于“无痛流产”和“保底理财”的心态,政治倾向自然偏保守。

否决改良可行性者,一部分来自权力阶层,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不许提,那不许谈云云;另一部分则来自这些人的异议者,这些人视整个权力架构如倾覆之破船,颓塌之烂墙,不相信掌权者会,也能改良复兴。

这些异议者也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人就是光说改良无路,那怎么办呢?不知道,或,不想说。

另一类人也明说改良无路,却也开出了药方。开药方的也分两类,一类只开药方不管试药,药方中或倡言革命才可救国,但仅仅说说而已(当然在天朝,口炮革命也是死罪);另一类人则直接做革命党,抄家伙了。

在我这个浅陋粗糙的光谱中,最大的分水岭就在于,是否认同清政府可以继续存在。鉴于清末国事之糜烂,认同清政府可以继续存活者,都得预设清政府能改良。历史是无情的,这些人最后都被抽了耳光。

在他们满地找牙之前,则是改良舆论对“口炮党”的围剿。这些围剿,大抵从政治光谱上,从“否决改良可行性”往右一刀切。凡是不敢站出来跟清政府玩命的,或者尚未被清政府弄死的,都是“口炮党”。

扯淡的“知行合一”

要说孙中山完全“口炮”,也不符合实情。在离开天朝之前,他曾试图在广州起义,出国后也曾在伦敦被天朝特工抓捕。为了讨论的便宜,我建议把这两件事都抹掉,就假设孙中山纯“口炮”。

那又能如何?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腐败暴虐,惟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对他诚实的批评应该是:清政府不腐败暴虐,或者没有足够腐败暴虐,尚有执政合法性,所以革命只能祸乱中国,或者,舍革命而有更好的办法救中国。

即使以革命党的标准打量孙中山,他既然已经上了清廷的通缉名单,何必白白回中国送死呢。革命也要有分工,有喋血街头的林觉民喻培伦们,自然也应该有在海外联络筹款的孙中山等人。孙中山真要回国刚下轮船就被清兵捕杀,那些斥他为“孙大炮”的人,敢在北京菜市口举条幅挺他吗?

革命党为什么非要以死以坐牢明志,被清廷虐杀,才能博取道义和逻辑上的得分吗?

在我看来,“孙大炮”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被骂:他约上党内同志某年某月某日一起在某地举事,并以此募捐,到期临战则畏缩退避,逃得一条性命。“口炮”的指摘,只能针对当事人对其他众人的行动承诺,而非其持论和宣传。

政治光谱中,在革命党左边,“否决改良可行性→认为革命才可改变→同情革命党”这些人的“口炮”罪更难以坐实。这些人既然被排列入光谱中,自然有言语可稽。其言语是对是错,是中正还是偏狭,也大可以一一考之以事实和逻辑。以“你认为改良不可,你又没造反,你就是口炮”的强盗逻辑羞辱之,只能显示泛改良派的无耻无知。

查清末史料,这样的口舌是非并不少。仅仅从辩论技术来看,这种以“知行合一”的标准折辱对方辩友的做法,虽恶毒猥琐,却因低智而深得脑力懒惰者的喜爱。

不就是这条逻辑吗:某人认为改良无路,就意味着TA一定认同革命,而且TA就一定要去革命,否则就是“口炮党”,就是在煽动他人流血。

本来的观点之争,就这样扭曲为了对异议者的道德甄别和人身攻击。况且,清朝文字狱迭起,指认“口炮党”,就是在向官府举报谋逆钦犯。“不信从改良学说,就是在煽动暴力革命”,这文网织得比乾隆爷织得都大。

进而言之,“你既然说了道理,那就必须做,否则就是没理。”姑且不说这歪曲“知行合一”原意,按照这条逻辑规整现实,也堕落得有些可怕。它无非规定,人类只能提出他们在利害考量和个人能力范围内能亲力实施的观点。

不难发现,这是泛改良派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言语之茧。荒谬自不待言:赞扬见义勇为的人,如果自己不被盗匪砍死砍伤,就是教唆其他人抗拒盗匪而死的“口炮”。生于清末的人,只要还牵挂亲友,还不想死,政治观点最多只能走到“信仰改良”这个坐标点,只要往光谱那边多想一毫米,就跟“孙大炮”同罪。

在这样的低级缠斗中,对清政府的定性和追责一直都是缺位的。那些言必称“口炮党”的诸人,说是慈禧太后养的哮天犬也毫不为过。咬不死你,它至少可以恶心恶心你吧。

要说,真要是做哮天犬也值了。就怕是屠宰前的肉狗,对着围栏内外狂吠,还真把狗肉铺当自己家了。

这样想来,孙中山甚至梁启超这些人,也真不容易呀。

该文为应付文债所乱写的。说是骗打赏,我也承认。我不太想谈政治议题,即使历史类的。讨论“孙大炮”,主要就是梳理下逻辑思维。这个话题可以拓展很多,改了几次,还是夹着尾巴,火速结尾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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