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 | 高华:历史学的境界

东方历史评论 | 高华:历史学的境界

《历史学的境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是已故著名学者高华教授的文章结集,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等,既为读者梳理了现代史上的若干关键问题,也能看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到把握。

在评论龙应台等人的书时,我们看到读者高华难得倾注了极大的情感,用敏锐的感悟力,表达对个体生命在时代洪流中浮沉不定的同情,读来不无悲凉。高华教授曾到台湾讲学,尽管时间不长,但仍旧发现了一些深层的潜流,他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如今看来依然弥足珍贵。在评价学术著作和论文时,他表现得犀利而直率,往往能精准地把握肯綮,直指关键,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了他治学的精髓。借助于历史学,高华教授展现了自己的辽阔视野、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意识,如果说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他用自己的著作和生命历程为我们进行了具体的诠释。

以下为该书选摘,由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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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

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它无法整合30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化,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十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有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七十一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四千多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90页),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戌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民党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过交涉,但是在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学是人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大的数据调查的要求,要有统计,要有可供验证的条件,也要验证,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论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细致更精密的地步。

但是历史学所面对现象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所谓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完全认识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一切现象,我更不同意学好了史学方法就可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家。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就是以研究方法为志业,但一辈子也没写出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我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也不准确。真正优秀的历史研究不是那种满纸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叙述。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理解,这不是读几本方法论的书籍就能解决的。运用西洋理论,最后还是要落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两者有结合得好的,也有结合得不好的。

结合得好的:余英时的家国情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识,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没有那种体悟,学余英时是学不来的;许倬云,他有西方的东西,但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他写的《万古江河》,没有格局的人是写不出的;张灏,精细的剖析,“幽暗意识”的发掘;唐德刚,丰富的历史感觉,等等。

也有许多结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点历史资料,把西洋概念连接起来,历史学的元素很少。这是快速、跃进型的研究路径,现在颇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会是历史学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历史学研究不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寻找事实,然而要探究形成这个事实的诸多因素、条件、环节,关键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论来叙述西洋历史,那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看一看,那些优秀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哪一个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越懂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

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

要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学历史的要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种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进身之阶者。

我们看看,有多少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后被时间所淘汰?汤志钧的能留下,夏东元的能留下,范文澜的能留下,陈恭禄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种新编近代史,哪一个能经住时间的洗刷?当然,现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时好吃好喝,有权有势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更忘记了他当年的论著。

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

总的来说,他们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从他们所处的地方和环境来谈论中国历史,尤其当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们非常容易通过西方的资料、大陆的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陆方面有时候出于国际统战的需要,会给予他们方便去查阅资料。另外西方学者一般都有比较严谨的研究态度,他们成长于美国二战以后从麦卡锡的反共主义时期到肯尼迪的缓和阶段,再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这很自然。同时,在历史上,还有相当一些美国学者有一种“左翼迷恋症”,他们把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向往转而投射到了中国的毛泽东身上,这是一个传统,而中国革命的传统确实又非常让人着迷,无论革命的意志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从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沟壑。抗战期间很多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带着理想从这里深入底层,去动员群众,进行某种社会的改良,这是很不简单的。以后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起码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还是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这种理想主义,超越了物质主义的思想追求,把国外的一些左派和自由派都“醉倒”了,我不能说这仅是一种迷恋,而是一种“醉”。他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欣赏东方的农民革命,你无法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可以设想一下,譬如我现在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并不妨碍同时在欣赏尼泊尔的无产阶级革命,你不用置身于那个环境中嘛。沙龙里的左派享受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带来的自由和安全,又革命,又前卫,当然,他们中间最激近的分子也可能不满足于在沙龙高谈阔论,他们会去陕北,去南美玻利维亚格瓦拉的丛林营地。所以冷战时期很多美国学者能够同情、理解毛泽东,而对蒋介石没有兴趣。很多外国人看国民党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对不对?蒋介石一点都不吸引人,有毛泽东的巨大个人魅力吗?他们对于蒋介石太熟悉了,同时也厌倦了,相比之下,他们对于中国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就非常欢迎,于是情不自禁就“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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