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访 | 被屏蔽的无名者

雪访 | 被屏蔽的无名者

“自觉与重建————从延安木刻到无名者的实践”,是西安美术馆今年展览的一场重头戏。10月25日下午开幕,来了不少当代艺术圈的大咖。做“新宣传画”的李公明,以及拍摄《淹没》、《乡村档案》的李一凡,还有山西许村艺术计划的发起人渠岩等艺术家,都带着他们的作品来参展。

雪访

一、让无名者被看见

26日下午,赵小平和另外两个出租车司机来看展。进了1300多平米的展厅,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刘伟伟理所当然地做起了“导览”。

赵小平最关心的当然是“众泰”。他是一个老出租车司机,也是西安维权出租车司机自己组建的公司——“众泰”的负责人。今年7月,艺术家刘伟伟给他们拍了个纪录片,就叫《众泰》,还在西安美术馆放映了,当时有近300名出租车司机来观看。

众泰司机的维权故事,在西安一直被屏蔽着,本地媒体上基本看不到他们的消息。这场出租车司机“占领美术馆”的行动,多少以迂回的方式,唤起了公众对西安“众泰”维权的注意。前不久,《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甚至还发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

但在刘伟伟看来,“众泰”至今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无名者”。司机们经过一年来的艰辛努力,提交了1000多份信息公开申请,终于拿到了营业执照,本来有望“翻身做主”,摆脱高额的“份子钱”盘剥,也帮政府探出一条出租车管理的新路子来。但至今政府不允许他们上路。新买的70多辆车,停放在三桥一个废弃的厂区里,偶尔被司机开到路上转悠,但不能“拉客”,又闷声回来。

“这正是一个无名者的状态。”刘伟伟说。所以,在一开始受邀参加“无名者”展览后,他决定做一个“东西”,即把众泰公司在西安郊区租来的一个办公室,全部搬到美术馆来,让赵小平等人在现场办公,以此来展示一个“被无名”的处境,反映底层生活的真实。

艺术家刘伟伟和他未能拆封的作品

艺术家刘伟伟和他未能拆封的作品

是的,在“延安木刻”这样一个引子下,这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就如策展人、西安美术馆副馆长满宇所说,鲁迅当年的新木刻运动,也是“底层人被看到”的运动。后来的延安木刻,作为一种红色艺术样式,虽是宣教与灌输,但多以工农兵生活为主题,是在整个国家遭遇现代性的背景下, 对那个时代“无名者”的一次重新命名。

时隔七八十年,今日的无名者,如何身处真实的生活?以关注真实世界为己任的当代艺术又该如何关注他们?带着很多问题,满宇策划了这场展览。

但是,慢着,这次,艺术家将要与真实的“被无名”遭遇了。

二、无法拆封的众泰

进了展厅的大门,赵小平先看到了一面墙,涂成两块深灰色,下面分别写着“14,15”,以及“24,25”,表示是四个页码,但上面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在意,直到走完整个展厅,没有见到“众泰”两个字的任何标志,他才若有所思,大概明白了这面墙和刘伟伟让“众泰”来参展的用意。

在这个展厅里,“众泰”其实一直是在的,不过观众们看不到。人们从展厅的一角走过,可以看到一个被用木条隔开、犹如禁闭室一样的半开放空间,地面上摆放着一大堆尚未拆封的包装箱。

犹如禁闭室一样的半开放空间,尚未拆封的包装箱,“众泰”就被包裹在其中。墙上两个空白页,本是刘伟伟作品介绍,也被删掉了。

犹如禁闭室一样的半开放空间,尚未拆封的包装箱,“众泰”就被包裹在其中。墙上两个空白页,本是刘伟伟作品介绍,也被删掉了。

这是24件形状各异的纸箱,“众泰”就被包裹在其中。横的,竖的,大的,小的。看得出模样的,是一张旧的黑皮沙发。还有两张木桌。圆筒状的,是一个液化气管,来自“众泰”简陋的厨房。 唯一没有包裹起来的,是一张简易黑板。那是众泰司机学习维权的法律知识时用的。这就是众泰办公室的全部用品。

但这些包装箱已没有机会打开。在展览开始之前,美术馆接到“上面”的要求,不能让“众泰”在美术馆参加展览。

“也算是将计就计。现在展览的,其实就是一个审查的结果。”刘伟伟说。他并不觉得遗憾。反而觉得这一切恰好和“众泰”在社会上的遭遇,以及他本人作为艺术家,在这样一个艺术现场的遭遇完全吻合。“这就是一个未被拆封的现实。”

门口那面灰色的墙,谜底也揭开了。那四页空白,原本是展览的文字介绍页码。其中两页是关于刘伟伟的众泰,不过在印出来之前,被删掉了。

三、一个无名者的现场

赵小平看完展览,懂了。说:“给我支笔”。刘伟伟给他找来了支签字笔。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众泰”两个字,拿在胸前,让自己和身后的“众泰”合影。

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整个展厅里都没有我们的名字”。他突然拿起笔,在一件包装箱上,写下大大的五个字“众泰的困境”。“应该是听我谈到的。”刘伟伟笑起来。

一组用塑料布、旧沙发、木板等搭建的“游击建筑”,也被称为“流浪汉房屋”,这是艺术家马永峰等人发起的替代性建筑实验的一部分。

一组用塑料布、旧沙发、木板等搭建的“游击建筑”,也被称为“流浪汉房屋”,这是艺术家马永峰等人发起的替代性建筑实验的一部分。

很快,纸箱上的这几个字就被用胶带粘掉了。能让这些未被拆封的箱子出现在这里,美术馆已经承担了相当的风险,为了让展览顺利进行,不能再出岔子了。

整个展厅的布置,负责空间设计的王家浩颇用了心思。他认为现场展示的其实是艺术家的在地实验,所以要让作品不那么像“作品”。整个展厅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区隔,用木条和LED电子屏细条区隔出的空间,有一种日常的气氛。

入口处,第一件作品是“东湖计划”。2010年6月,武汉东湖面临大规模的商业开放,武汉市民发起了保护东湖的行动,建筑师李巨川和艺术家李郁发起了“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此次在展厅里,观众可以随意拿取活动的明信片,也可以打开现场的三台电脑,登陆“每个人的东湖”网页,来看发生了什么。

展厅里,还有一组用塑料布、旧沙发、木板等搭建的“游击建筑”,也被称为“流浪汉房屋”,这是艺术家马永峰等人发起的替代性建筑实验的一部分。

另外一件作品,与植物社会学相关。艺术家徐坦在西安郊区,和农民一起合作,栽种植物,纪录植被与社会土壤的关联。

年过60的李公明利落地爬上脚手架

年过60的李公明利落地爬上脚手架

新宣传画占了满满一面墙

徐坦旁边,一面巨大的墙上,是李公明的“新宣传画”,整整一面墙,基本都是关注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的内容,夺人眼球。李公明人高马大,穿件格子衬衫,虽然已经60岁了,仍然麻利地爬上脚手架,和一幅还没有完成的“保护农民工权利”的巨幅宣传画合影。

2012年春节前,在广州的李公明,看到一则西安的农民工讨要工资的报道,心念一动,与团队连夜赶制了一批明信片,关于保护农民权益的,去火车站、小企业等地发放。这也是他做“新宣传画”的一个延伸。

用宣传灌输的画面语言,来表达对公平正义以及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样的形式,也有人质疑过。不过李公明认为,主要是看宣传什么,虽然形式可能突兀,但理念传播的效果却是最直接的。

事实是,“的哥”赵小平来看展的收获之一,就是发觉这些宣传画很有冲击力,他打算回去后,在网上发众泰的信息时,要使用其中一些。“还是图片给人印象深。”

四、走饭, 被屏蔽的无名者

在展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五张小圆桌,再仔细点,能看到桌面上Relax同学社的彩虹标志。

在展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五张小圆桌,再仔细点,能看到桌面上Relax同学社的彩虹标志。

在展厅的角落里,摆放着五张小圆桌,如果观众粗心一点,会以为仅仅是休息区。但如果稍加留意,坐下来,拿起桌上的耳机,就能听到5个女同性恋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再仔细点,能看到桌面上Relax同学社的彩虹标志。

32岁的隐彦,在10年前就“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2009年,她发起了关注女同性恋者权益的草根公益小组“Relax同学社”。

2011—2012年,Relax同学社对西安周边地区的15位女同性恋者做了口述史,记录她们的生命故事。这次参加展览的5个故事也在其中。5个讲述者,有“形婚者”,有单亲妈妈,也有同志运动者。

开幕这天,一名叫赖鑫的年轻观众,走遍了展厅的五个角落,认真地听完了所有故事。他20来岁,在附近一家饭店做厨师。 展览第二天,他又拉朋友来看了一遍。他很喜欢隐彦的这个项目,但他不知道,在展览之前,这个项目也差一点被撤掉。

现场还有一位完全被屏蔽了的女性。展厅门口另一面灰色的墙,是原本属于她的页码。她叫走饭,一位90后女生。2012年3月18日,走饭因抑郁症自杀,她的最后一条微博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从那天起至今,无数网友到她的微博下留言悼念。

长期关注精神分析领域的满宇,一开始就计划让走饭参加展览。“她的状况是另外一种无名,是个人对自身认识导致的无名,反映的是个体在这个世间最暗处的困境。”满宇说。他一直在关注着走饭的微博,注意到她的最后一条微博, 已被转发8万多次,有40多万条留言。今天的世界,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他们处在怎样的无名状态?满宇曾一度希望这个展览是对走饭这样一个无名者的纪念。

然而,或许是这个“作品”被认为太“灰色”了,一开始就没有被通过。走饭,最终成了这个无名现场的真正无名者。

五、让无名者获得尊重

西安美术馆年轻的副馆长满宇,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西安美术馆年轻的副馆长满宇,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无名者:一是在社会的秩序中被遮蔽的人,或在秩序中无法被命名的人;二是个人的偶然性在与秩序的遭遇中,被压抑而无法言说之症状……” 在展览的前言里,满宇这样写道。

25日下午,展览开幕后,一个名为“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座谈会同时进行,参加者有李一凡、渠岩、李消非等数十位参展的艺术家。讨论中,现场那些“看不见的作品”让艺术家们欲言又止。

展厅内,延安木刻的文献资料,如“延安文艺座谈会纪要”、“实践论”等内容,不断从LED电子屏上闪过。红字映照,营造出某种历史的氛围。

展厅门口,激昂的音乐声中,电视屏幕上播放着300多张当年的延安木刻作品。黑白画面上,是40年代的中国“理想”图景,有解放区生活,有对国民党监狱的控诉,有对言论自由的呼唤,也有对“宪政”和“自由平等生活”的渴望。

“延安木刻”与一个无名者的现场,看似吊诡的话语,在现实语境里,却又如此顺理成章。“重新审视‘解放话语’,如何倒转为奴役的美学。”展览前言里的这句话,很重,包裹在语言的模糊中,有深刻的沉思在内。

更重要的当然是现场。而其实,无所不在的“无名”,使得展览现场成为一个真正的无名者场域,“ 且正在进行之中。”

此时的展厅,如一个巨大的隐喻。外观自由,却其实处处是限制。试举一例,“每个人的东湖”计划,艺术家们建立了一个网站,供人们浏览,但因为网站已被屏蔽,需翻墙才能打开,美术馆为此不得不支付几十块钱的翻墙费用,以帮观众在电脑上打开网页。

“曾经有记者问我,说当代艺术是大众消费不起的‘海鲜’。其实,在这个现场你能看到,真正的当代艺术就是和大众在一起的。”满宇说。到西安美术馆任副馆长这一年来,他始终在考虑,如何推动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当代艺术氛围。

10月27日,展览第三天。刘伟伟正在考虑继续自己的项目。趁办公家具都搬来美术馆的空档,他要帮“众泰”刷新一下办公室。“这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关系。我不能只是将他们拉来展览一下就结束了。”刘伟伟说。

在一个“无名”无所不在的背景下,展览的现场,多件作品都没有文字标签,这会不会影响观众的理解?满宇表示并不担心。

“其实无名者就是这样。他在,但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遮掩。就无名者来说,这个展览的意义也在这里。”满宇说。

“无名者其实是一个日常化的遭遇,被屏蔽的状态。你能看到,即使我们做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只是让众泰或其他人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去说话,却如此艰辛,只因为这涉及到个体的反抗。”刘伟伟说。

刘伟伟认为,展览不是让无名者走向“有名”,而只是让无名者自身能够被承认,被尊重而已。

“美术馆是官方的美术机构,有一定的审查,大家都知道。但是否就此止步了?我的态度是不一定激进,而要尽可能发声。其实艺术的柔软就在这里。你说他是A时,他可以成为B。你说是B时,他可以成为C。但它本质上还是那个东西。”刘伟伟说。

说完这些,刘伟伟去了广州。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来说,那里有另一个现场等着他,珠三角数十位工友争取自己权益的故事,将是他关注的另一个无名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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