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伦政经学院 | 强人政府带来族群和平?卢旺达的反例

敦伦政经学院 | 强人政府带来族群和平?卢旺达的反例

作者:小墙

原标题:《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三个国家的故事(上)》

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的新闻常常出其不意地攻陷我们的荧屏,播撒着恐惧的种子。愤怒而怯懦的旁观者有时会提出一种霍布斯式的解决的方案:如果有一个卡扎菲、巴沙尔式的世俗专制的政治强人独揽大权,这些惨剧就不会发生。但是对族群冲突和宗教政治的定量研究并不支持这种判断。

一、卢旺达:“强人和平”的失败

强人政治极少有维护族群和谐的动机。尽管“强人政治”的说法令人迷惑,但没有任何政权是一个人一手控制的、完全自主的超级利维坦。任何人的统治都依赖或大或小的统治联盟支持(de Mesquita & Smith 2011)。在族群割裂的国家,“强人”政府通常依赖一个族群支持来维持统治,如果仇恨和冲突帮助他们巩固这种支持,他们很乐意火上添油。近些年,对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让我们对这个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屠杀的背景。卢旺达长期存在占多数的胡图(Hutu)和占少数的图西(Tutsi)两个族群。臭名昭著的比利时殖民者通过扶植图西族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卢旺达独立后胡图人掌握了政权。1973年,胡图人军队高官Habyarimana发动军事政变篡取了总统一职,并通过一系列“得票率”高达99%左右的作假“选举”延续了20年的独裁统治。Habyarimana的强人统治下,卢旺达的经济有点滴的改善,但这并没有使它脱离地球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

Habyarimana本人并不格外仇恨图西人,他在执政早期有限地改善了两族人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治的逻辑高于统治者的意愿,在他统治集团内部反图西势力的压力下,他一再让步。1990年,图西人组成了“卢旺达爱国阵线”,从乌干达向卢旺达进军,发起革命。内战爆发后,Habyarimana提出了“胡图力量”意识形态,以及“胡图十诫”,把通婚的胡图人斥为叛徒,煽动仇恨对抗图西人。1993年,Habyarimana在国际压力下同意停火讲和。次年,他乘坐的飞机被不明势力击落,他剩余的统治圈子立刻接管政权,在第二天发动了臭名昭著的种族屠杀。短短一百天内,80万人——图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卢旺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屠杀中丧命。

Best images for facebook timeline cover Hotel Rwanda Hotel,Rwanda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近年的研究用数据勘察到卢旺达政治精英如何通过多个渠道策划、指挥了这场暴行,其手段令人发指。如果看过电影《卢旺达饭店》,你大概会记得收音机中那个低沉邪恶的声音咒骂着图西“蟑螂”,威胁要除掉他们。这个政府要员控制的电台叫做RTLM,它真实地存在,也被广泛认为在屠杀前就散播对图西人的恐惧和仇恨。Yanagizawa-Drott(2014)发表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论文研究了RTLM对屠杀参与的影响。他采用无线通讯中常用的ITM/Longley-Rice算法,利用了卢旺达崎岖地势造成信号接收不均这一外生因素,从而估算出了RTLM信号接收对屠杀参与的影响。他发现RTLM协调了武装组织和军人的行动,显著增加了屠杀的效率。他进而用估测到的参数进行模拟,发现假如联合国在屠杀开始时当机立断干扰RTLM讯号,屠杀中的死伤会减少十分之一。

大众传媒并不是卢旺达政治精英激化矛盾的唯一手段。Bonnier, Jonas Poulsen, Rogall & Stryjan(2015)定量核实了“政治精英们用屠杀前的社区集会煽动仇恨”这一传言。Habyarimana执政期间恢复了卢旺达前殖民时代社区集会与社区工作的传统。这一政策结合了经济和意识形态考量。经济上,卢旺达是一个极度落后的国家,致力于修建和维护基础设施的社区集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意识形态上,Habyarimana强调社区工作是对胡图族“真正的卢旺达人”耕作传统的回归,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边缘化传说中具有牧人起源的图西族。一些采访资料显示,政府可能利用这些集会鼓动对图西人的仇恨。这些社区活动在每个周六举行,强制村民参与。但因为多数社区工作是户外的,加上卢旺达的土路崎岖狭窄,降雨时泥泞难以行走,如果周六下雨很少有人会参加。出于缺乏社区集会数据,以及因果识别考量,论文作者通过周六的降雨间接考察了社区集会在屠杀中的角色。作者收集了卢旺达各地屠杀前四年的降雨GIS数据,发现周六降雨多的村落对屠杀的参与率显著较低。这一效应在控制了一周中其他日子的降雨后仍然稳健,并且其他日子的降雨对屠杀参与率毫无影响。这强烈指示政府组织的社区集会部分地对屠杀负责。

在屠杀过程中,政府军队的施压、强迫、煽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Rogall (2014)研究了这一经过。作者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度可能是选择性的,因此简单的回归分析不能识别军队派遣对屠杀的因果关系。前文提到,卢旺达的道路主要是土路,尤其小路降雨后泥泞难行,连机动车都受到很大阻碍。出于效率考量,来动员屠杀的军队会尽量选择连接道路易于通行通行的村庄,从而保证他们在单位时间内访问尽可能多的村庄。Rogall博士利用这这一外生因素,通过工具变量回归,发现离主干道路远且降雨多的村庄较少被军队光顾,同时也有更低的屠杀参与率,而控制变量表明这并不是降雨本身或偏远本身造成的,两个因素同时出现才会对屠杀产生影响。模型模拟显示,军队的参与、煽动和胁迫对百分之八十以上平民参与负责,如果联合国能够对主要军事基地进行干预,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但国际社会在全过程中保持了可耻的静默。

除了证实了军队动员在屠杀中的重要作用,Rogall博士在文中还揭示了数据中的一些重要模式,对进一步理解民众和政府在屠杀中的角色有启发。Rogall博士查看了村落人口组成和军队派遣的关系,建模分析表明军队的目标似乎并不是最大化杀死的图西族人数量,而是在试图最大化胡图族人对屠杀的参与。这核实了专家们的一个猜想,即卢旺达政府希望制造一种全民的道德沉默——如果每个人都是施害者,那就没人能对施害者掷出第一块石头。文章还发现,军队动员的努力在两族人民通婚多的地区受到了较大的阻力。总之,卢旺达屠杀并不是一场暴民的狂欢,而是专制政府的杰作。胡图和图西两族虽然存在民间仇恨,但很可能不至于促使他们在这样的规模上拿起屠刀。面对族群冲突,利维坦恶果并不小于无政府的混乱。

万幸,我们非生活在一个霍布斯式的“无政府-利维坦”二元世界。在政治制度的其他象限是否存在对族群和宗教冲突的解决方案?肯尼亚的族群之争和土耳其的宗教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敦伦政经将在即将发布的本文下篇中讲述这两个故事。

文献

  • Bonnier, E., Poulsen, J., Rogall, T., & Stryjan, M. (2015). Preparing for Genocide: Community Work in Rwanda.Working paper.

  • de Mesquita, B. B., & Smith, A. (2011).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 Rogall, T. (2014). Mobilizing the Masses for Genocide. Working paper.

  • Yanagizawa-Drott, D. (2014). Propaganda and conflict: Evidence from the Rwandan genocid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 1947-1994.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陈先生的抢救室|膜蛤文化流行背后的社会学意味

【河蟹档案】70后的痛:你硬时政策比你硬,政策软时你还软

Long live shadowso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