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简化”、广义乌托邦和悖论

“可怕的简化”、广义乌托邦和悖论

人们会对问题视而不见吗?也许会,当问题出现在既有认知和理论结构内部时、尤其是正视它的结果将撼动既有观点的正确性时,眼不见为净似乎顺理成章。

是否经常会遇到有人告诉你不能做、不许看、不要听、别想……但凡事都有个极限,回避和否认问题必然会造成曲解,当副作用大于好处时便会转向另一个极端。

不止否定,人们甚至还会去攻击那些指出问题所在并试图解决问题的人,粗糙的简化了这个极为复杂的世界。法国革命初期诞生了一个法语新词可怕的简化者,说的就是这种态度。简化的后果有两个:认为指出问题的人都是坏人,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了;处理不当而制造出新的问题,令原本需要改变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否认问题的最初或最主要原因或许出于人们需要维持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形象或者自认为解决无力不如寻求安心的捷径。但当人们不止否定问题的存在甚至还要否认自己在否定时,情况会变得更危险,更容易造成系统病态——攻击那些指出问题的人,而对那些人来说,明明看到了问题却又不能承认看到了问题,最终不是转变为简化者就只能发疯。

很多简化看起来很美、还挺有说服力,但真正去实践的时候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理论家、研究人士、竞选中的政客很容易犯的毛病,因为基于自身职业性和目的性他们大多会急不可耐、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切题,且视之为解决难题的仙方。这里的切题有四层意思:1、对极其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简单明白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通常只涉及单一元素,句式:只要如此……便万事大吉。实时解决不允许人们做复杂的分析,于是复杂的分析经常被视为一事无成的借口2、追求分析研究像新闻广播营销广告那样保持新鲜3、对现实事件做历史性或哲学性的处理是不负责任的,但处于新事件构建的困境中又让人难以忍受。4、也是最极端的一种:认同一元思想、奉行主义的人才有说话的权力。

群论中,简化恒等成员的概念是近似的——恒等成员和群的其他成员组合时保存了该成员自身或本体的不变性。因为简化被引入既存问题时维持了后者的恒等性,于是整个问题没有得到改变。将其放入现实中危险会更大,人类的问题越是悬而未决便越会恶化。

文革时期红卫兵主导破四旧,把所有他们认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意味的、历史意味的公共标志都除去,换上与革命有关的名称,这有点像孔子主张的正名”——认为先有正当的名才有正当的实。红卫兵的思路处于第一序改变,结果是不仅中国文化的时代特点毫发无损,实际上反而强调了它,所以不会发生任何第二序改变。红卫兵们无法理解这点。

政客和独裁者最喜欢极端,二战时德国纳粹的海报是你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混乱?暗示眼前你没的选,地下组织在海报上贴了个纸条你要的是马铃薯还是洋芋,此举引发盖世太保的大规模调查。

对立事物所具有的奇特的互相依存的现象哲学家称之为矛盾的对立:每一种心理极端都暗示其反面,或与其反面维持着某种密切的根本性的关系,情况越是极端,人们越容易预期一个矛盾对立的运作,即转变为另一个极端。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您倒是翻身啦,把我翻那头儿去了……”讽刺的就是这种状况。

过度简化者对问题熟视无睹,与其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无中生有——乌托邦主义者。试图以乌托邦来改变现况所导致的后果往往使问题陷入胶合状态甚至越来越糟。有些时候人们会认为困难不存在才是问题,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在处理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当一个人(团体或社会)试图按照自己的前提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而受挫时,并不会反省想法是否有不合理之处,反而会去怪罪一些外在因素或自己的笨拙,他们无法忍受自己设置的前提出现了问题。

如前文所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尤其是在与改变有关的领域里,如心理治疗、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时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托马斯说:如果人们界定某些情境为真实,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真实的

理论上看,人们可以借着改变现实来符合期望,但可能较多的情况下人们对事物的实际状况根本无法改变,如果继续认为设置的期望比现实还要现实,很可能会落入无限的缘木求鱼中。比如对改良的愿景、加大反腐力度就能成就清官明君时代的假设等,这里涉及的错误处理方式是:试图用第一序改变来应付只有第二序改变才能解决的问题。

关于悖论的概念更简单,就是你知道的那样。人们有时在无意中就制造了悖论,比如安检告诉你必须主动配合检查,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悖论:它要求你主动,但正因为行为是在要求之下的,所以无法成为主动。

人们在沟通中所交换的信息其结构如果与传统形式逻辑的悖论完全相同,即会产生一种令人进退维谷的困境,这就是悖论在人际沟通中所产生的效应。悖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该陈述具有自我反射性,它混淆了(群论中的)成员和种类。比如克里特岛人说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者,这个陈述指涉了他所有的陈述(种类),当然也包括该陈述本身,该陈述是所有陈述里面的一个成员

前文中提到的安抚抑郁的例子里,抑郁者为了改变自己的情绪试图让自己产生一种不抑郁的人才应该有的感觉,问题就出在这个应该上。独裁者几乎无可避免的会陷入类似困境,人民如果只是服从一般常理的法律法规并不能让独裁者满意,他们想的是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表面上的顺从和口惠不仅被认为不够还会被认为是一种消极抵抗,在希特勒时期所谓内心出走的沉默也会被视为敌意,意指——你不应只是忍受统治者的强迫,你还需要去希望统治者来强迫你……这个过程就是洗脑,通过各种灌输加封锁以期把人变成玩偶。很多经典文学作品对此有深刻揭露,比如《1984》、《正午的黑暗》、《被告》、《革命之子》等。

这种方法是达不成预期的。心灵的强暴者在执行他们对人民的折磨之后只会面对一群不死即疯、或者成为复读机一样的怪胎物种。所谓思想改造也一样,社会如何以人道的方法矫正犯罪或许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可以明确的是,那些试图改变人的心态和思想的做法只会走入悖论死胡同。如果把改造和服从当成两种不同的东西,感化便不可避免的成为自我反射——因为你认为它既是自己的因也是自己的果。人道就此变成了一种伪善。最终能赢得这场游戏的人只能说是个好演员、狡猾的骗子。就如《发条橙》的导演Kubrick所说:一般的公众会为了更安宁的生活而甘愿被领导和推动,然后出卖自由

上述是压制带来的,在另一些压制性较少的情况下,人们在寻求改变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陷入类似的悖论,以至于原地踏步。比如人际关系领域里,越是有重要人物确定或认可我们的自我形象越能让我们有实在的感觉,这一认可只有当它是自动自发给予时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只有绝对理想的人际关系案例中才不会发生悖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个秘密协议,人情社会里类似交易型的社交关系就更为普遍:你帮我这个,我就帮你那个,否则NO”。这类不成文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消逝终将被抛弃,唯一必要的改变是改变此协议本身,而不只是在协议框架内做第一序改变。

然而,如我们所知,要跨出从内向外的第一步,的确非常困难,如何掌握促成第二序改变需要一些技巧。详细将在下一篇中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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