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治國的表率

謊言治國的表率

文/黃麒達

領導人持續說謊,理應是最值得全民認真追問下去的課題,但現在似乎已對此感到疲倦,甚至選擇認命。對紛擾多時的貪污瀆職指控,隨着巫統大會的到來,終於迫使納吉不得不開腔回應。不出所料,對於所有指控,他並未提供直接證據加以反駁,卻進一步地擺出無辜受害者的姿態,反指提出控訴的一方居心不良。類似的戲碼,國人不再感到陌生,因為國內幾乎所有執政官員,面臨指責之際,都習慣給予相同反應。

關鍵在於,為什麼明明已大權在握的政治人物,還需要煞有其事地講一些根本經受不起質疑的謊言,而非選擇置之不理,直接宣告天下——「我就是擺明被揭穿了,但你們能奈我何」的立場。除非堅決認定,會說出讓人無法信服的謊言的領導者,都屬於愚蠢至極的角色,不然就應認真評估類似現象,究竟如何產生,又會造成哪方面的負面影響,尤其應該警惕相關情況,對於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所帶來的重大傷害。

事實上,把不斷重複低級謊言的領導人,視作愚蠢的表現,未免過於簡化,根本無從認清問題始終揮之不散的複雜原因,也容易輕視事態的嚴重性。有關領袖說謊的現象,所需要解答的疑問,可從以下兩方面加以把握,即「為什麼領袖所說的謊會顯得粗糙荒誕?」、「為什麼掌握大權的領袖還需要說謊?」。簡單來說,能夠為稍具分辨能力者所洞察的謊言,也不可能是設計精密的假話,一旦絕大部份的人不敢直接駁斥領袖的說謊行為,普羅大眾也不具備檢驗謊言真偽的途徑,他們自然也就無需構思難以被揭穿的謊話,因為根本毫無必要。

撒謊者蟹行 制衡機制失能

也即是說,他們之所以得以持續撒荒謬至極的各種謊言,必然是制衡當權者的機制長期失能的後果。很多時候,這些謊言,儘管越扯越離譜,但實際上結構簡單,並不難理解,只是全部聽起來像是侮辱正常人的智商而已。荒誕的謊言可以延續多久,很大層度上是由接收謊言一方的忍受程度來決定,跟他們本身的說謊技巧或個人智商無關。被統治的大眾,礙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而無法對這種撒謊行為,作出更為具體,更具威脅的反彈,領袖在撒謊這件事上,自然也就無需太過較真。撒謊者清楚知道,謊言能不能繼續說下去,有沒有人信根本不是問題,只需要確保接收謊言的一方,願意繼續忍耐下去,天大的假話就可以延續到永遠。

馬來西亞的媒體長期受到政府牢控,再加上一大票動輒可以教任何人以言入罪的法令供當權者使用,國家領導人只要確保執法單位的頭目對己忠誠,可以任由差遣,貫徹領導的意願,那麼舉國上下也就失去了對他造次的可能。整個國家現行機制,也即是最高領導無需問責的機制,容許他不受任何實際威脅,沒人有權過問或檢驗其誠信,也不用公開回應大眾的疑竇,掌權者在說話方面,自然可以肆無忌憚。

在這裡,檢驗領導的謊言,隨時有可能成為犯法行為。就以「捐款」一詞的錯亂詮釋為例,現今已成國人說笑的段子,具體說明了國家領導人的說謊特點。說白了,這種說謊方式,是根本懶得再提供新的證詞或捏造的其他證據作為辯解,而是直接對外宣稱一切的指控,唯獨不適用於領袖的身上。刑不上大夫,最高位者成為所有罪狀指控的唯一例外。只要掌握權力,下屬不願作反抗,他就能直接挪用這種在詮釋方面任擺龍門的說謊方式。

指鹿為馬反映專制者善斷

認清這點特質非常重要,因為他們習慣用上述方式撒謊,並不表示整個社會原有賴以維繫的道德價值體系將即時崩解。原來一般人認知的價值判斷,如貪污是不對的,涉貪者必受到對付的論述,依然適用,甚至連政府可能還會繼續高唱嚴打貪污,不覺有絲毫的違和感。前提是,只要大家心中清楚知道,政府表面講的那一套,其實包含了潛在的界限。倘若真有哪個搞不清楚狀況的傢伙,貪贓舞弊卻位屬低階,想用高位者那套說辭來開脫的話,下場肯定異常淒慘。領導人專屬的特權,不曾開放,也不容別人享有,否則整個因掌權所以可以說謊的模式就跑不下去了。

再大的謊言之所以顛撲不破,有賴於接受謊言的部下,甚至一般民眾認清權力向誰靠攏的事實,然後不予點破。說到底,顛倒是非,有意擾亂既定價值判斷的標準,沒有高度集中的權力,根本不可能做得到。論述至此,其實多少已回答本文的第二道問題——為什麼掌握大權的領袖依然選擇繼續說謊?

很大的原因在於,這種指鹿為馬式的說謊方式,正好就是確保權力始終可以掌握在手中的有效手段。把既定的事實,作出顛倒的指認,就能很好地測試出下屬的忠誠度。願意裝瘋賣傻作應和的可以留下,想要憑事實聽良心說話的就得離開。因此,整個巫統大會,變成屬下無權無勢者,爭相獻媚拍馬屁的表態大會,原本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議題,就在這種扭曲的氛圍底下,轉變成黨內事家內事來處理,精英的沉淪莫此為甚。

強化社會無力感延續統治

在香港,類似情況,通常以「語言偽術」名之。官員為了迴避問責,故意在談話中,對關鍵概念作出無謂的切割或區分,內容指涉空洞,避開問題焦點,帶聽眾繞圈子,廢話講完了,結果現狀依然絲毫未改。馬來西亞屢見不鮮,例如各種「買貴了」的政府部門採購不算濫用公款。這種對錯混亂的狀態,一旦無法加以制止糾正過來,就有可能導致整個社會陷入無比消沉的境地。當人們發覺當權者始終得以為所欲為,強烈的無力感難免由此產生,繼而認定現實注定無法改變,再多的反抗也只是徒勞。無獨有偶,這種強化一般群眾對現實感到無力的情況,恰恰是謊言政治不經意造成的後果,也是說謊領袖樂見的現象。

可惜有志投身抗爭行列的人,不見得對上述消極情況,有準確的把握,甚至加以迴避。倘若如此,就有可能因誤判形勢,無法作出更具針對性的因應。例如,認定群眾對抗爭運動反應冷淡,是因為覺醒不足,所以應多做啟蒙教育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們又該如何啟蒙?怎樣教育呢?人們完全不知道領袖貪污的事實,與看淡領袖貪污的現象,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認清楚群眾對於現實的把握,才有可能制定出更有效的啟蒙策略。

如中國旅美學者徐賁在新著《頹廢與沈默;透視犬儒文化》所言,樂觀的對立面從來都不是悲觀,而是犬儒主義。樂觀與悲觀之間的差別,僅僅在於對實現理念方面,持積極或消極的看法。即便是悲觀主義者,心中未必就沒有遠大的理念,只是在實踐理念方面,抱持謹慎的態度。相反,犬儒主義的態度,對社會所造成傷害就更大。

如果完全屈服於現實狀態,認定所有的作為都注定不可能帶來絲毫改變,甚至因為對現實感到極度地失望,反過來合理化現實所發生的一切,或認為選擇抗爭者也可能立意不良等,直接放棄判斷現實的能力,這才是最大的悲哀。犬儒主義的存在,絕對是棘手的難症,不見得有何辦法有效根治。在當下低迷的處境裡,抗爭者是否沉得住氣,避免被犬儒思維蠶食殆盡,或許就是現時對於抗爭群眾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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