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私生子毛泽东 ——江西苏维埃时代中苏共关系珍秘

共产国际的私生子毛泽东 ——江西苏维埃时代中苏共关系珍秘

作者: 隐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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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退却记

北伐革命末期,蒋先生大举清党而演成国共分裂。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内亦分裂为两派:一派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主张以城市工人起义来夺取政权;另一派则主张以农民战争来夺取政权。双方经一段时期的明争暗斗,终于各走各路,毛泽东和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跑到江西井冈山去开创根据地,实现他们的“农民革命”的路线。从这时起,苏联对中共之态度即大为改变。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上井冈山,但直至一九三○年初才正式宣布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至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后,此政权才告结束。在这段时期内,苏联对中共态度的大转变,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中苏共关系。

从中共四中全会说起

自一九三○年以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十年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皆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可以在中国很迅速地成功的。中国革命与苏联有切身关系,不仅可以使世界革命向前推展一步,而且使苏联在当时外交孤立的环境中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盟友。因此,苏联在二十年代曾不遗余力地推展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第三国际的建立,主要也为了这个目标(见托洛茨基回忆录)。但是自一九三○年起,苏联突然松懈了此种努力,主要是因为苏联认为中共已走上了不正确的革命道路,因此对中共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在一九三一年初中共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成为苏联对华政策大转变的里程碑。本文就从这次会议谈起。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举行,距离一九三○年十月的三中全会前后不满四个月。四中全会在上海梵皇渡路的一所工人棚户内秘密举行,参加的有二十九人,包括向忠发,他自一九二八年以来担任中共总书记,但因他的知识水准极低(此人是中共历来领袖之中唯一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其他皆为知识份子),因此一向是有名无权的;陆长龙,他是当时上海工人运动的领袖,大部份党员都听他指挥,刘少奇及陈云当时皆是他手下的小工棍;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推翻陈独秀的领导之后,一度担任领导人,但此时巳失势,且刚自莫斯科受训斥后归来;周恩来,他自一九二七年就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在当时只是个中央委员;一批以陈绍禹为首的刚自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受训归来的学生,其中有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

且看二十年后的评论

但是当时事实上的领袖李立三却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在三中全会受到批评后即被召赴莫斯科受检讨。另一中委张国焘亦未参加,他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才从莫斯科归来。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上,他们虽为中委,但已与中委会内的大部份委员发生了歧见。

要知道这次会议的真相,可以从一九五一年中共公布的官方党史中窥见一斑。这篇由胡乔木执笔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党史中说:“一九三○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纠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衣,起来攻击三中全会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右’倾,并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

在二十年后所作的这种评论,当然是加上了毛泽东的主观意见,并且故意贬低毛泽东之前的历任党领袖,并不足以代表当时党内的真实情况。事实上,根据共产国际的刊物在一九三一年初的报导,三中全会不仅没有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而且相反地是拥护李立三的领导。据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出版的第六期“共产国际”杂志(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上,登载着Kuchymov 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斗争”,这篇文章批评瞿秋白未能实现共产国际所交托的任务,共产国际要他在三中全会内推翻李立三,但李立三却在三中全会内获得了大多数委员的支持。直至三中全会举行后一个半月,即一九三○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发出一封激烈攻击李立三的信,才迫使李立三下台。关于此事,详载于Schwartz所著“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20—1932”一书中。

返国学生集团的抬头

李立三下台后不久,就被召赴莫斯科受检讨,这一去,就是十五年。李立三走后,党内领导权呈现真空状态,因此,四中全会的仓促召集,主要是为了选举新领袖。但事实上,自李立三走后,领导权已落在“返国学生集团”手中,四中全会的召开只是使他们的领导正式化而已。所谓返国学生集团,在Schwartz的书中称为“廿八个布尔什维克”,这廿八人于一九三一年元旦后不久从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归来,共产国际特派他们前来协助陈绍禹夺取领导权,在这廿八人中,现尚生存的只有张闻天(洛甫)与王稼祥。

召集及主持四中全会的,既不是陈绍禹也不是向忠发,而是共产国际的俄籍代表密夫(Pavel Mif),他曾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教育长,一九三○年后担任共产国际秘密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开设一家旧书店以资掩护。由于他之亲临主持四中全会,使他的学生们未经任何阻挠而取得了中共的领导权。他在这次会议上指责瞿秋白未能在三中全会上罢免李立三的领导,并怒骂瞿秋白未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在事前交给他审阅。据Isaacs所著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一书第四○七页称,瞿秋白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懦弱荒谬的机会主义”,四中全会完全罢黜了瞿秋白所负的职务,此后他在上海过了两年卖文生活,一九三三年逃往江西苏维埃区投靠毛泽东,直至长征开始时,他因体弱多病而被遗留在江西,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国民党逮捕,三个月后被枪毙。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也受到密夫的批评,周恩来是参加四中全会的唯一在李立三当权期内的重要人物,他向密夫检讨了自己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但是他却比瞿秋白幸运,并未被密夫赶出政治局,因此当他在一九三二年初赴江西苏维埃区时,他的地位也比瞿秋白高得多。

在四中全会受到打击最惨的是陆长龙,他被控应对工人革命之失败负全责,因此被开除出党,但他心有不甘,另组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紧急委员会”与陈绍禹的“中央委员会”相对抗。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当他的“紧急委员会”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所屋子中集会时,由陈绍禹向英租界的巡捕房告密,与会的二十四名“紧急委员”被一网打尽,租界当局把这二十四人移交给国民党当局,三星期后被全体枪毙。

毛泽东不理共产国际

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挂名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陈绍禹出卖,遭国民党枪杀,于是“返国学生集团”就完全控制了中央委员会,只有在江西一隅之地的毛泽东集团不受这个党中央的控制,陈绍禹集团的领导权,一直保持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才被毛泽东正式推翻。

四中全会之所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不仅是因为它改变了党的领导机构,而且是因为它是苏联最后一次直接干涉中共的内部党务。在这一点上,四中全会标志着莫斯科与中共关系的一个阶段之结束。自中共在二十年代初期酝酿成立时起,直至六届四中全会结束时止,中共的一切重要决策及党内领导权的改变,皆是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在这段时期内,共产国际曾不断派遣代表前来中国监督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是伏丁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 ),他在一九二○年春来到中国,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及读书会之类的组织联络,协助他们统一起来,在一九二一年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第一届大会举行之后的一年中,由荷兰籍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aring)来华督导中共。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国共合作期内,共产国际先后派遣了鲍罗廷及印度籍的劳埃(M·N·Roy)来华协助中共,至于在军事上协助北伐军的加仑将军,并非共产国际代表,而且此人也并无权力。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Besso Lominadze)到汉口,召集“八七会议”,推翻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同年冬季,德国籍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Heinz Neumann)到广州,协助张太雷与彭湃领导的暴动。这些只是较著名的一部份而已,此外尚有许多短期逗留的共产国际代表。密夫之来华,也完全是与上述这些人的身份相等,他虽不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可是他却是最后一个能够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的共产国际代表。据蒋总统在他所著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罗明纳兹曾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再度来华,视察江西苏维埃区(见“苏俄在中国”英文版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页),但这一情报可能有错,事实上罗明纳兹于一九三二至三四年在伦敦活动,而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Li Teh)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于一九三三年至三九年担任着毛泽东的军事顾问,曾随“长征”队伍经过雪山草原而至陕北。但这人对中共并无任何影响力,只是斯大林派来探测中共动向的间谍(见史诺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英文本第四一六页)。事实上,毛泽东之获得党内领导权,完全未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相反地,他是在击败了受共产国际所支持的陈绍禹集团之后中取得领导权的,他之不受及不愿受共产国际的控制,是理所当然的事。

斯大林不甘自承失败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九三一年初的四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的势力在中共党内大退却?

最主要也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毛泽东路线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当毛泽东的“农民战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渐占主流地位之后,斯大林就一心认定中共已经变质,不再是一个国际工人阶级的政党,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已告无望,乌合之众的赤贫农民决无法对抗正规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毛泽东不要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即使毛泽东要求共产国际支持他,斯大林也不会同意。在此情况之下,共产国际当然没有必要再保持在中国的努力。

共产国际势力之退出中国共产党,标志着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全盘失败。但斯大林是个从来不肯自承失败的人,因此,当共产国际势力正在退却之际,莫斯科却大肆渲染中国革命高潮的来到,似乎斯大林的政策已经成功。一九三二年时,“共产国际”月刊宣布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工人罢工在一年内发生了一千二百十五次,至一九三三年,又宣称中国的罢工运动增加了三倍,有三十多万工人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罢工。至一九三四年,莫斯科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较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苏维埃区域的面积扩大了一倍。至一九三五年秋季,曼纽斯基在“共产国际”月刊上著文称:“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全国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已为期不远。”而事实上,中共当时正在“长征”中元气大伤,局处在几近蛮荒的陕北窑洞中躲避政府军的锋芒。

斯大林唱高调有苦衷

莫斯科的这些宣传完全是夸大及捏造的,特别是关于政府区内的工人运动的描述,与事实恰好相反。上海“大公报”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至翌年二月连续发表中共工会领导之一陈少文著的“工人运动简史”一文,指出一九三一至三五年,正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最低潮”。共产国际之所以要编造这些谎言,有许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遗弃”工人阶级而完全依赖农工,斯大林希望藉这些谎言来激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斗志,斯大林已明知“中国革命”的前途已非常黯淡,却不愿因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而使中国革命绝望。

苏联愈是夸大“中国革命”的成就,就愈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之无可奈何。这话怎讲?且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党员大批大批地被捕被杀,“革命”力量大受打击,但苏联并未渲染中共之成就,却默默地协助中共重整旗鼓,因此有同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暴动之发生,当广州暴动失败后,共产国际仍舍不得就此罢手,不断地在中共内部进行改组革新,企图卷土重来。但当毛泽东路线抬头之后,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已无能为力,因此一方面大举退却,一方面则大放其马后炮,吹嘘中国“革命高潮”之来到。如果苏联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的话,斯大林决不会唱这些高调。

促成共产国际势力退出中共内部的另一主要因素,是苏联外交政策之改变。斯大林以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作为贯彻他的新外交政策之代价。苏联新外交政策之目标为与西方修好,因此必须表示它无意攫取中国,这就促成了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大退却。而促成苏联采取这种新外交政策之原因,是日本之攫夺东三省及希特勒在德国之崛起,这两件事皆构成了对苏联的严重威胁,苏联必须与其他国家敦睦邦交以应付这种新局势。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三三年与美国建立,一年后又加入了国际联盟,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及捷克缔订军事同盟条约。为了在国际上之争取友谊及同情,莫斯科当然须修改其以前的政策,不得再或明或暗地支持外国的共党革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斯大林之所以要解散共产国际也正是这个原因,因当时苏联正亟需美国同情与支持。

毛泽东独搞农民革命

当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张而威胁苏联安全之际,斯大林急于和南京当局取得谅解,而同时毛泽东的路线又不合他的心意,因此他干脆地撤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持。这是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大退却的主要原因。

但这并不是说苏联不希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胜利。苏联对江西苏维埃区的一切动态仍是非常关切的(这在本文第三节中将加叙述),只是因为苏联本身的安全,不得不撤退共产国际的势力。当陈绍禹的“党中央”在一九三三年时无法再在上海或其他城市立足后,也撤退到江西苏维埃区,而江西苏区被政府军重重包围,区内又无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与共产国际已毫无联络,共产国际当然没有再派人员前来中团的必要。

反观当时的中共,也不想再受共产国际的操纵,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江西苏维埃区不愿受共产国际操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江西苏区主要是由农民所构成的,在二十年代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中,曾一再强调城市工人起义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中共实力之大受损失,现在毛泽东从农民运动中找到了新出路,怎肯再让共产国际的低能领导来削弱他的实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所主张的农民革命路线,已成为中共的思想主流,毛泽东路线并非师承苏联,他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他不愿受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莫斯科当局之干涉。共产国际再要像控制以前在城市内的中共中央一样来控制毛泽东的中央,当然是要遭到抗拒的。

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的条件及主观的想法之存在,使共产国际的势力不得不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退却。至于这种退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任何人都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日期,但我们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转折点,这并不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任何要把共产国际势力赶出中国的决议,而是因为正如上文所述,这次会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政治代表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出现。

共产国际的私生子毛泽东

上文曾约略提到斯大林反对毛泽东以“农民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方式,这系指一九二七年春蒋先生清党时期而言。斯大林反对当时在中国境内建立苏维埃区,因为他认为此种方式将引起武汉汪精卫政府对共产党之不满。在国共分裂之际,国民党内部亦分裂为左右两派,以汪精卫为首之左派在武汉独树一帜,与共产党保持密切关系。鲍罗廷奉斯大林之命从广州跑到武汉去支持汪派。此时共产国际对华政策之要旨是支持武汉政权以图打倒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采取任何足以触怒武汉政府之行动。

斯大林思想终于转变

但在这年夏末秋初之际,共产党与武汉政府之间的联合状态即告崩溃,宁汉复合之结果,使中共成为无主孤魂,斯大林至此才对中国局势的看法采取迥然不同的观点。斯大林从这时开始认为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途径,并认为唯有发动农民战争,才能在中国制造革命高潮。终于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正式号召中共立即建立武装的苏维埃区。

但毛泽东早在斯大林“思想转变”前一个月,在湖南领导的秋收暴动中已经正式宣布要建立苏维埃区。毛泽东当时完全明白他的政策是受到共产国际反对的,也受到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王明(陈绍禹)集团之反对,而这个集团正领导着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据毛泽东事后对美国记者史诺说,他的建立苏维埃之主张,使他被开除出政治局(见史诺著Red Star Over China 第一六七及一六九页)。

但是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暴动迅即失败,他虽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雄心,却苦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力。中共的主要力量仍掌握在王明控制的中央委员会内,而这个党中央是受命于莫斯科,并且对毛泽东百般歧视的。

依照斯大林的主张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不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而是由王明的“归国学生集团”所建立,而且其性质也与日后在江西出现的苏维埃政权完全不同。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系由广州工人所建立,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的广州公社暴动,由共产国际通过王明集团指挥,而由张太雷、彭湃等人直接领导,但这个“政权”的寿命共仅三天。

农村苏维埃仍受歧视

另一方面,农村苏维埃政权在一九二七年底及一九二八年初迅速发展,这主要是受到斯大林在九月间所发表的新路线之鼓励。由武装农民所建立的一些小型苏维埃政权,纷纷出现在湖南、江西及广东的山区,但这些农民苏维埃几乎全是独立的,彼此间缺乏联系,也完全不受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的党中央机构之控制。但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后,再度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城市暴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因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方面努力使各地分散的苏维埃运动联合起来,一方面加强城市斗争的力量,希望藉农民力量的支持来迅速夺取城市政权。

密夫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的“共产国际”月刊上著文称:“中国革命的特色之一,是依靠农民对工人的支持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已不再否认农村苏维埃政权的价值,但仍认为要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仍须以工人为领导及以城市斗争为中心,莫斯科支援的主要对象,仍是以夺取城市政权为任务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而并不是已经建立了相当武装力量的各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因为马列主义革命的基础是建立在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上的,农村苏维埃政权在理论上说来只能作为城市革命的助手。同时,在上海及莫斯科,皆有强烈的呼声反对“盲目”发展农村苏维埃势力。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曾把在湘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贺龙称为土匪,指责这种土匪活动有损共产主义的声威(见八月五日“共产国际”月刊密夫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内的印度籍要员劳埃指责毛泽东及朱德领导的红军是毫无意义的冒险(见一九二九年三月劳埃著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n China 第六二八页)。

“立三路线”宣告破产

斯大林虽然认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城市暴动,但他并不同意向忠发及劳埃的意见,他继续表示农村苏维埃政权有其存在价值,这具有两点原因:第一、斯大林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间,一直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来到,在全国性大革命的情况之下,农村苏维埃及新建立的农民武装所代表的力量,是具有无比价值的;第二、由于许多农村苏维埃政权可以不依靠外力支持而生存,较共产国际在中国各地城市中所进行的毫无成就的冒险更为有效,因此他认为可以修改列宁的必须以城市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方针。

斯大林的这种观点,一直保持到一九三○年秋季为止。从这时以后,他开始承认在中国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比进行城市暴动更为重要。

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转变”。这是由于“立三路线”的失败,使农村苏维埃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李立三的失败,使农村苏维埃政权更趋独立,党中央委员会已完全无法对他们加以有效控制。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七月发动的长沙暴动中,曾动用附近各地的农村苏维埃人员及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长沙暴动的惨败使各苏维埃区对党中央完全失去了信心。

李立三在长沙暴动中,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红军第五军开入长沙市内协同武装工人作战,他们一度占领了长沙,但在三天之后就被击退,而且遭受严重损失,预定的“无产阶级起义”终告失败。

共产国际虽为长沙事件的策划者,但在事后把责任完全推在李立三身上。“立三路线”(事实上就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无法再存有“中国革命高潮即将来到”的幻想,共产国际也已认识到在中国进行城市工人暴动的条件并未成熟,要农村苏维埃作为工人暴动的助手是本末倒置的。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呼吁立即扩大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并指出这种政权可以不受党的城市工作计划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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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独立的农村苏维埃

两个月后,中共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响应了这项号召。决议称:“李立三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错误,已使各苏维埃地区的实力受到影响……我们还没有建立巩固的后方、没有必需的准备、没有充份的群众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要夺取大城市的政权,显然是不成熟的、冒险的及教条主义的行动。在长沙所受的挫折,就是这些错误所造成的……李立三的领导完全忽略了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基地的任务,而且完全忽略了建立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按:中共至今为止,从未公布过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上述引文系根据Brandt,Schwartz,Fairbank 三人合著的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一书,Brandt在书中指出他的这项资料是由Robert Burton供给的。据隐叟所知,这位Robert Burton于一九五三年前后任职香港美国新闻处期内,曾协助张国焘整理许多未经公布的中共历史性文件。此事在香港大会堂图书馆藏书第四二○六号第五页内亦有记载。这位Burton先生现因某种疾病,失去工作能力,因此他协助张国焘编纂的许多文件之英译本至今未能问世。)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路线,并非要中共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上。事实上,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一两年内,城市工作仍为中共中央的首要任务。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谈。

这项新路线的主要意义,是使苏维埃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首次得以处于半独立地位。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苏维埃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已愈来愈注意在中国境内发展的苏维埃运动,并视之为中国革命的象征。

据史沫特莱女士在其所著的The Great Road 一书第二九四页称,朱德曾经告诉她,在四中全会结束后,各苏维埃地区的党代表会在井冈山上举行第一届全国苏维埃大会筹备会议,原定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举行,但因南京政府的军队对江西苏区发动围剿攻势,故大会一再延期,直至十一月七日才召开。

土包子变成革命主流

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共产国际在其远东局内设立了“中国苏维埃区事务部”。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苏联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麦曼纽尔斯基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称:“中国苏维埃区的成就,不仅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而且也鼓舞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布尔乔亚们已经在世界革命的巨浪面前战栗。”

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各种报刊,自一九三○年后也愈来愈增加了对中国苏维埃区的注意。例如当时唯一专论远东问题的苏联刊物“东方革命杂志”(Revoliutsionnyi Vostok),自一九三○年七月号起,每期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介绍中国苏维埃区的情况,虽然这些文章的内容皆是过份夸大的,但正由于这种夸大,显示苏联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这本官方刊物曾一再吹嘘中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但自七月号起,对工人运动已只字不提,这一现象也多少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之转变。

自一九三○年七月份起,共产国际仅有的两本英文刊物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及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也经常不断地渲染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成就。事实上,在三十年代初期江西苏维埃区的情况,根本没有办法传达至外界,不论是南京当局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这区域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皆不甚了了,远在莫斯科的人当然更无法洞悉个中真相,而他们不惜费尽心机来“描述”苏维埃区的情况,足以证明莫斯科对江西苏维埃是多么重视。

可是在与世隔绝的江西苏维埃区内部,对于莫斯科所发生的政策转变却并不知情。朱德曾在陕北对史沬特莱女士回溯当年的一段趣事,他告诉她,当瞿秋白于一九三三年抵达江西时,对毛泽东及朱德说:“国际方面(指莫斯科)已肯定你们的斗争(指朱毛领导的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流。国际已一再叫中央(指王明集团)迁到苏区来,中央已三次企图迁来苏区,但皆在边界上被白区军队所阻。”毛泽东与朱德听了这话以后,大感意外,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共产国际会把他们这批土包子视为正统,因此对瞿秋白的话半信半疑,直到王明与其他中央人员陆续来到苏区之后,朱毛才相信自己所领导的活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这件事记述在史沬特莱所著的“大路”一书中。

承认了私生子为亲儿

当时毛泽东与朱德不信瞿秋白的话,除了消息不灵通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毛泽东长期来被共产国际所培育的一批中共领袖们视为异端,他曾屡遭排挤与打击,而且他一向认为共产国际所主张的以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是错误的,因此,他之组织苏维埃区,事实上是在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打对台,他根本不理会在上海的中央,当然更不理会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他在江西的一切成就——如果真有成就的话——也皆是靠他自己的努力,丝毫未受共产国际的任何恩惠。这些原因,使他觉得自己从出世时就是一个不被共产国际所承认的私生子,现在这个显赫的爸爸突然要认他做儿子,不免使他觉得惊奇,也使他发生怀疑。

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春退出国民党之后,及在同年领导湖南秋收暴动之前,曾在上海潜伏了两个月,在这段时期内,他曾参加过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是他生平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唯一的一段时期,但这种关系是间接的,而且也是非常短促的。当时毛泽东的地位也根本无法引起共产国际的注意,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在江西组织苏维埃区的主要目的,是要以行动来纠正受共产国际所控制的中共中央之错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样的行动反而会使自己成为共产国际的宠儿。

但是共产国际承认这个私生子为亲儿,已经为时太晚了。深邃的仇恨与血债,已使毛泽东对王明的中央势成水火,王明曾奉莫斯科之命把毛泽东开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所策划的数次城市暴动中,也曾使毛泽东的农民武装受到惨重伤亡;在江西苏维埃区成立的最初几个月中,毛泽东曾一再要求上海的中央为他筹措急需的医药用品,但王明置之不理;当毛泽东派陈赓从井冈山到福州去请当时中国唯一的共产党员医生傅连暲(毕业于基督教会所办的福州协和医学院,即日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到井冈山来工作时,王明曾威胁要开除俥连暲的党籍。(按:傅连暲现为北平政权的卫生部长。)这些仇恨与血债,使毛泽东并不会因共产国际之对他突然青睐有加而感到受宠若惊。因此当王明来到江西后,毛泽东完全不卖共产国际的账,立即把王明打入冷宫,并且终于在一九三四年长征途中推翻了王明的领导,把党中央领导权从共产国际的走卒们手中移到自己手中。

共产国际第二次惨败

在本文第一节中,叙述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大退却,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而当毛泽东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共产国际逐渐认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力量并不是在为数有限的城市工人身上,而是在有着无限潜力的农民武装身上,因此曾企图与江西苏维埃区建立关系,以便使共产国际势力卷土重来,但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不理不睬,使共产国际的“媚眼做给瞎子看”,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遭到的第二次重大失败。

但第一次失败与第二次失败有着一项根本的不同。当共产国际势力第一次在中国大退却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一个能够不依赖共产国际而生存的人物,不论是向忠发、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都必须看莫斯科的面色而行事,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

而第二次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有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毛泽东,他的崛起完全不是靠共产国际的扶植,他从来就不看莫斯科的面色行事,他的一切行动与共产国际当初的政策是相对的,因此共产国际路线所受的失败愈大,就愈足以证明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在这种相对情况下,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倒下了,而毛泽东则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立了起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二次失败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的失败,相反地却是使一股新兴势力在中国共产党内扎了根,这股势力不论在先天上或后天上,都是与共产国际针锋相对的。当毛泽东完全攫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之后,就注定了他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可能真诚融洽的。虽然在后来的年代中,毛泽东曾为了本身利益而向苏联“一面倒”,但这只是一种手法而并不是出于至诚的。今天中苏共之间的紧张关系,证明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忘怀他自己曾经在俄国人身上吃到的苦头,也证明他之一度“一面倒”只是为自身利益而施展的手段。

今天中苏共关系的祸源,早在江西苏维埃时代已经种下了。下一节我们将谈论江西苏维埃时期莫斯科当局对毛泽东个人的看法。

共产国际对井冈山寨主的看法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势力虽已大举撤退,但仍有一些政治问题是无法加以忽视的,其中之一就是:对毛泽东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以往对毛泽东的冷落,已经使毛泽东完全不受共产国际的控制,而现在毛泽东既已俨然代表一股武装力量,则共产国际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至少不能使已经不良的关系更为恶化。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人之一,曾参加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成立大会(参加者共十二人)。但他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初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而毛泽东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迟至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事(见一九五四年真斯科出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十六卷”第二四四页)。

从点缀品变成主流

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前,毛泽东是完全不受共产国际注意的。他虽已经是中央委员,但共产国际所悉心培植的只是一批留学莫斯科的中委,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多少带有一点“中国味”,才勉强安插了几个土包子在中委会内作点缀品,而毛泽东正就是这些点缀品之一。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的大革命时期,莫斯科各报刊皆以半数以上篇幅介绍及报导中国革命形势,但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的名字从未有一次出现在莫斯科报刊上。这显示莫斯科当时并不认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领袖。直至一九二七年尾及二八年初,他在江西发动苏维埃运动之后,莫斯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但是莫斯科对于此人之身世及情况仍不甚了了,在三十年代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一直只对他用短短十余字的介绍,只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农民运动领导之一,靠自修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者”。直至一九五四年第二十六卷大百科全书出版时,才完全改写毛泽东的事迹。在这部新版大百科全书中,用了整整两版篇幅介绍毛泽东,对毛泽东在二十年代后期的活动作了如下吹捧:“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间,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担任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之后,他领导中央委员会内的组织工作。一九二四年冬季他前往武汉领导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同时主编‘政治周刊’,一九二六年秋,在北伐革命开始之后,毛泽东回到上海领导中央委员会内的农民部,同年冬季他到武汉工作,当选为全国农民协会会长。”

毛泽东首次受批评

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段时期内在中国政局中所担任的角色,比莫斯科在一九五四年时所了解的更为重要,他除了担任上述职务之外,并曾于一九二四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二六年出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部长为汪精卫),同年出任国民党设在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班主任。

但不管他当时已多么活跃,莫斯科却并没有对他加以注意,甚至当他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提出的引起中共党内震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莫斯科也仍完全没有注意到,当时没有一张共产国际的刊物曾提到过这篇报告。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强调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而不是共产国际所说的城市工人阶级。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说:“如果把中国民主革命的总分定为十分,则城市居民与军事单位所能作的贡献,充其量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在农民及他们所进行的农村革命的身上。”

近年来大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虽编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但皆删去了这段话。我们在这里所引述的,是根据香港大会堂图书馆藏书第四二○六号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m 1931-1946第三十页。

在所有共产国际的档中,第一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第一次提到毛泽东时,并不是对他赞扬,而是对他提出严厉的批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尖锐指责毛泽东对中农的态度,信中引述毛泽东在数个月前所作的一项声明,其中有一段说:“我们有必要与富农建立联盟……如果我们故意煽动对富农及中农的斗争,将是极大的错误。”共产国际以一封长逾千言的信,来批评毛泽东的这一句话。信中说:“你们的党决不可听信这种荒谬的说法,决不可改变对中农的政策。必须与中农进行斗争以夺取农民群众的领导地位。每一个中农都以成为富农为目标,与这种人合作,将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让中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群众。”

中农阶级就是反动

在苏联集体化时代,中农是最主要的反动势力,当局对中农的镇压,比对地主尤凶。毛泽东的论点难获苏联同情,自是意料中事。长期来,苏联一直称毛泽东是“中农阶级出身”的,这句话在不明共党用语的人看来,似乎很平常,正如说你是学生出身或商人出身,并不带侮辱意味,殊不知在苏联共产党的口中,“中农阶级”一词根本就是“农村反动阶级”的代名词。

共产国际以这样的一封信给中共,在当时情况下,中共仍受共产国际的控制,中共中央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采取惩戒行动,毛泽东也不可能不认错道歉。但在今天的中共及苏共党史中,皆对此事只字不提,我们当然无从知道当时毛泽东是怎样自我检讨的,也无法知道这件事是怎样了结的。

到一九三○年时,毛泽东的羽毛已丰,他在莫斯科也已有了声名,苏联开始承认他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领袖,但仍不承认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名苏联记者Ivin 在一九三○年二月廿四日的“真理报”上写道:“毛泽东是中国最活跃的共产党人之一,一位天才作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批重视实践而不重视理论的党员,他们有能力、有才干、有抱负也有热情,但他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认识,他们想走农民革命的捷径来完成中国革命,脱离了对工人群众的依靠。”

刊出讣闻说毛遇害

另一名“真理报”记者Baklin在一九三○年写的一篇介绍毛泽东的文章中,把他列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内最有才干的四个人物之一(另三人是李立三、王明、博古)。但同时指出毛泽东并不受其他三名“有才干人物”的支持。

莫斯科对毛泽东之日渐重视,也表现在一桩“乌龙事件”中。共产国际的一本刊物Inprecor在一九三○年三月间,列出一段讣闻,宣告“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袖毛泽东同志遇害牺牲”。事后查明是因情报错误,把邓中夏误为毛泽东。从这件事中也可看出莫斯科虽日渐重视毛泽东,但对毛泽东及中共内部的情况仍缺乏充份的了解。

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当选江西苏维埃边区政府主席之后,在莫斯科的声望更为提高。从这时起,在莫斯科出版的任何谈论中国革命发展的文字中,几乎无一篇不提到毛泽东之名。但仍有例外,共产国际虽已认识毛泽东的重要,但仍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官方报告中,仍故意贬低毛泽东的地位,甚至对他只字不提,例如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领导人之一Kuchumov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报告书Ocherkipoistorii kitaiskoi revoliutsii中,完全忽略了毛泽东。

但在非官方的文件中,苏联报刊对江西苏维埃区的活动已付与愈来愈大的注意,并且把苏维埃区的成就大部份归功于毛泽东及朱德,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性反而被贬低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毛泽东所写的一篇文章,首先出现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反围剿的形势与苏维埃区的任务”,登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的Inprecor第五十期上。

是江西货非俄国货

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三一年之后,莫斯科的报刊虽一再称颂毛泽东,但只称他为苏维埃区的领导而从不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莫斯科显然仍不愿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仍把中共中央视为亲生子,而毛泽东只是收养的“野仔”,虽然这个野仔比亲儿更争气,但在感情上总不免希望使野仔把功劳归于亲生儿子。因此当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苏共第十七次大会举行时,苏共政治局委员曼纽尔斯基提出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提到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的名字,但在提到中共时,则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当时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声名已远比陈绍禹响亮,曼纽尔斯基如果只提陈绍禹而不提毛泽东,未免笑话,但若提出毛泽东之名,又觉心有不甘,以致干脆从略。

毛泽东在党内虽没有地位,可是他已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稳占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名义上江西苏维埃区须听命于中共中央,但他的实力及权力已远远超过中共中央,在中央委员会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委员,但在江西苏维埃区内,他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土皇帝。

这一现象,正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以实力夺取权力及他与党中央的关系。在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篡夺党中央领导权之后,整个中国共产党就变了质,它不再是受共产国际熏陶的“苏联共产党中国支部”,而是成为一个纯粹土生土长的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是“江西货”而不是“俄国货”。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权后,在这政权内的所有领导人员,都是一九三一至三四年江西苏维埃时代的干部。

因此,对江西苏维埃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的北平与莫斯科关系,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后中苏共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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