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葭:胡锡进知道什么是“一国两制”吗?

贾葭:胡锡进知道什么是“一国两制”吗?

2015年12月31日在香港失踪、被劫持到深圳的铜锣湾书店经理李波,其实是自2015年10月以来该书店失踪的第五个工作人员。这五位失踪人员是桂民海、吕波、张志平、林荣基、李波。今天(1月4日)上午,特首梁振英对记者表示,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执法不能接受,因为不符合基本法。

“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香港媒体连日来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在我以为,这是一件未来会载入中国历史的大事。正是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才使得“一国两制”形同虚设,才使得港人对“一国两制”愈加质疑,并且终究会失去对中国本部的身份认同。然而,《环球时报》的火上浇油,无疑更是让港人更加厌恶与反感。

今天《环球时报》就此事刊发署名单仁平的评论说,“铜锣湾书店几乎专门出版、销售与内地有关的政治书籍,它们很多都包含恶意编造的内容,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又说,“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它利用回归后内地人大量进出香港,把自己搞成向内地提供“禁书”的一个突出源头,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

首先,假如真就如胡总编辑所说,铜锣湾书店构成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而名誉权案件是自诉案件,那么由被侵权人在侵权发生地向法院提出告诉即可,还轮不到胡总替法院下结论。香港是法治社会,依法处理即可。胡总是什么意思?干涉香港司法独立吗?退一万步说,即便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也还有大陆法院在呢,你这么跳出来给别人定案,是在媒体上公开暗示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吗?

其次,胡总认为铜锣湾书店“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这个说法有什么证据吗?书店不过是卖书而已,“捣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名词?捣乱的具体行为又是什么?符合香港法律对个体行为的定义吗?书店卖书就是商业行为,港府有签牌照,违法的话有香港法律管,你胡总编辑用一句语焉不详的“捣乱”,就可以替“被失踪”背书了吗?

再说“禁书”的事情,中国人可以不可以在海外买书?可以不可以在香港买书?中国有哪条法律规定中国内地人不可以在香港买书?既然没有,凭什么说铜锣湾书店卖书这个行为“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我想问问胡总,到底损害了哪些人的什么重大利益?胡总说书店“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我想请问,插足是什么性质的名词?违反香港法律吗?

铜锣湾书店是一间不超过20平米的小书店,只有四排书架,在寸土寸金的铜锣湾,勉强维持自身生存都很不容易了。胡总要这间书店担负“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的罪名,实在太难为了。真要谋利的话,改成咖啡馆或者奶粉店,谋利可就太容易了。但恰恰因为是在铜锣湾没有这么做,铜锣湾书店才成为香港的著名地标。

铜锣湾书店卖的书,很多都是中共高级干部的著作,甚至还有当下领导人的著作。有些书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比如张国焘、王明的著作,有些是文革期间的中共重要人物如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著作或回忆录,甚至被认为是“左王”的邓力群,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也是在香港出版。

我想请问胡总,这些著作,都是内地人写的,为什么不能给内地人看?而且几乎都是中共高级党员的著作,据说代表了先进性,为什么不能给内地人看?为什么卖中共高级党员的书,反而是损害了内地的利益?这个道理我想不明白,我想也没有多少人明白,请胡总指教。

“一国两制”的初衷,不是要把香港变得跟内地一样,而恰恰了为了保留香港这种不一样,邓小平的原话是“井水不犯河水”,“五十年不变”,保证尊重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保证尊重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的不认同,尊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来说,胡锡进一点也不了解“一国两制”,而且严重曲解了“一国两制”,给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我的许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反感《环球时报》的涉港言论,认为该报不仅不了解香港,也不了解中国内地的涉港方略。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对此跟踪报道多日,认为跨境执法是违反基本法的,特首也于今日表态,那么,胡锡进老师是想干嘛呢?这样一篇火上浇油的评论,只能令事态愈发不可收拾。

胡总编辑的结论,用在他自己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不能不说,胡锡进变相插足了香港的事情,损害了香港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下面这两句引文也原封不动还给胡老师:像李波“失踪”这件事,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炒作它,把它朝政治方向引,试图制造香港社会与内地的隔阂,抹黑“一国两制”。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

很多时候,我们反思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时候,不得不重视《环球时报》这类媒体以及胡锡进老师给香港人民的人心回归带来的负面因素。回归后的人心向背,与舆论关系极大。胡锡进火上浇油的评论,只能帮倒忙,搬石头砸党的脚,打乱北京的涉港政策,令香港问题更加棘手难办。

附:

环球时报 | 少数港人不应动辄质疑“一国两制”

单仁平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指12月30日“失踪”,其家人对媒体说他最后一个电话是从深圳打来,称自己“正协助调查”。而香港方面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他的回乡证也在家中。这件事在香港被炒作,猜测李波被内地执法人员“越境”带走的说法最热,一些人迫不及待给此事做“违反一国两制”的定性。

香港有反对派组织计划本周举行游行示威,并宣称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投诉。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中央及内地社会对坚持“一国两制”从未动摇过,香港回归18年多了,但至今与内地一眼看上去就不一样,就是坚持“一国两制”的结果。无论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质疑“一国两制”政策有变,宣扬内地要把香港“管起来”,都是借题发挥,毫无根据。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调查此事,相信它一定会与内地相关机构沟通,把事实搞清楚,公之于众。在这之前做各种政治猜测,上纲上线,没有任何好处。

借这个空档,反思一下铜锣湾书店的所作所为,也有几分必要。

铜锣湾书店几乎专门出版、销售与内地有关的政治书籍,它们很多都包含恶意编造的内容,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那些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流进内地,成为一些政治谣言的源头,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恶劣影响。

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它利用回归后内地人大量进出香港,把自己搞成向内地提供“禁书”的一个突出源头,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铜锣湾书店像是要刻意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拱出一块灰色地带,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

香港少数人是给国家出了难题的。“一国两制”是很好的设计,当初内地社会都为它的确立而高兴、骄傲。大家想得很简单,真心愿意香港回归祖国后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也保持有特色的社会风貌,几乎没有想过后来出现香港一些人的反中央倾向。一些人张狂地要把香港搞成在政治上对抗国家的桥头堡,这尤其出乎内地很多人的意料。

现在香港极少数人不断发动政治攻击。在互联网新时代,他们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局限于香港,同时也在向内地渗透,这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这部分少数人不该钻空子,把自己对内地有害的政治表现做到极致。这显然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原意,基本法是要香港与内地和谐相处的,而不是要把两种制度安排搞成它们的彼此对抗。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

像李波“失踪”这件事,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炒作它,把它朝政治方向引,试图制造香港社会与内地的隔阂,抹黑“一国两制”。而香港舆论对这样的炒作缺少警惕,很容易受其影响,这是令人遗憾的。

相信国家,相信基本法,这应当是香港舆论研讨各种新闻事件的前提。好像“一国两制”随时都面临威胁,每件具体的事都是对它的考验,需要大家拿着放大镜盯住所有细节,这本身就是一种偏颇。因此让视角端正,这是值得努力的。▲(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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