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韩青:香港,会不会在两声枪响之后倒地不起

行之|韩青:香港,会不会在两声枪响之后倒地不起

【编者注】微信原文已被和谐。以下内容来自“手快”读者:

大年初一,香港旺角传出两声枪响。一名警察面对示威者鸣枪示警,并用枪口对准示威者。当时另一名警察摔倒在地,头破血流,还被几名示威者拳打脚踢。

这应该是香港自1967年暴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了,也是近年来香港警察第一次真枪实弹的应对示威者。现场板砖乱飞,有的飞向警察,有的飞向示威者,还不断有火堆出现,不断有人受伤倒地,大批防爆警察手举盾牌向前推进,有示威者拿着软铁条往警察身上猛掴,警察则拿着胡椒喷雾往示威者脸上猛喷。

事情过后,有人质疑警察开枪,有人谴责群众暴力,但我关心的是,香港,这个曾经的四小龙和东方明珠,会不会在两声枪响之后倒地不起?

一、从警民和谐到警民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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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秩序井然的香港七一游行/图片来源:公民网络

从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后,香港警察就不得不一改六七十年代时的贪污作风。之前他们吃拿卡要,为黄赌毒做保护伞,每年收取的贿金高达十亿港币。但这些年,香港警队以廉洁、高效著称,和市民关系十分良好。从香港警匪片中也可见一斑,之前拍的《雷洛传》、《跛豪》都是抨击警察贪污的,而后来的《警察故事》等影片塑造的多是一身正气的警察。

对市民的示威游行,香港警察也已是见怪不惊,能从容以对。去年我去香港时,旁观过一次游行。示威人群走在街道一侧,边走边喊口号,警员在前边开道,在一旁维持秩序,双方各得其所。只见一次口角,是有两位大妈骂警方不环保,车停在路边还不熄火。车上坐着一位高级警督。警员无人还口,只是将大妈劝走。因中途返回,我用普通话向警员问路,也得到礼貌答复。

另一次是在香港特区政府楼下,看到静坐示威。他们有划定的示威区域,位于停车场和升旗广场旁边,外边只有三名警察值班,只要示威者是在指定区域内,他们就不对活动做任何干涉。

同时,只要有心,也可以看到香港市民的公共素质之高。去年在香港时,碰巧赶上维多利亚公园举办每年一度的集会,纪念二十六年前大陆的一次事件。我当时很羡慕到场的几万名香港市民,他们能有这样的自由,也很敬佩他们的担当,对这一被多数大陆人所遗忘、被官方所定性的事件,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并用集会的形式拒绝遗忘,呼唤民主。

让我记忆尤深的两件事,一是开场之前,在铜锣湾地铁口,香港几家大学的年轻学生合唱歌曲,散发传单。我问其中一位女生,那次事件发生时你们还没出生,又离你们这么遥远,为何今天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她说,小时候就从电视上了解过,觉得那个事情不能接受,而且感觉大陆的朋友很难发声,所以她们要把这一责任担起来。她好像是97年出生的,才上大一。

二是散场之后,参加集会的市民自发清理公园球场上滴下的蜡烛油,还有人做垃圾分类,他们多数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但配合协调的却很好。这样一场几万人的集会,结束一个小时之后,现场就清理得干干净净。想想十一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的那帮人,之前新闻上常说,环卫工又打扫出多少吨的垃圾。在公共活动中展现出的素养,比口头上的爱国更为重要。

但初一那天晚上,这些素质都不见了,现场一片混乱。过路市民和现场记者也躺枪。“警察追打示威者,示威者打记者,记者保护倒地的警察,示威者说记者不要过来……”有朋友总结。

愤怒蔓延到初二早上。NGOCN的一名编辑正好和家人在香港逛街,大清早出门,结果正赶上尾声,看到满地都是垃圾和火堆,她们还被警察驱赶了两次。

愤怒之后是伤心,有人痛心的表示,香港人为什么要打香港人呢?这一夜,也势必会给香港的警民关系留下伤疤,双方可能由此更为撕裂,更为对立。

二、从法治之城到权贵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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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林立的香港/图片来源:竹仔

只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晚,很难看清冲突为何会这么剧烈,为何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只能将镜头拉长,看看香港这座城市这些年的变化。

香港以法治和开放著称,因其自由港的地位,催生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回归后的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多被富人拿走,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前两年数据显示,“亿万富豪”家庭在香港的集中度是全球最高的,拥有百万美元以上流动资金的富裕家庭在香港人口中高达9.4%,但同时香港的贫困人口接近20%,约10%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数只有2070港元。

我曾在香港书店和一位店员聊天,我羡慕香港的政治自由之多,上网不用费劲翻墙,出门能围观各种活动,在书店还能看到各种禁书,他则感慨香港的生活压力之大,一是房价太高,一平米动辄十多万,一套房子下来上千万,在大陆,或许只有“宇宙中心”北京五道口的房价能赶上这水平;二是上学太难,香港高校的入学率只有18%(大陆都快到40%了),这关系着阶层流动的速率,其中,富裕家庭孩子考上大学的比例是贫穷家庭孩子的3.7倍,而20年前只有1.2倍,贫富的代际传承更为明显。

在香港,时常看到六七十岁的人还在餐馆里工作,不知道是因为出于生活的热情,还是因为养老金不足以为生?我想应该是后者。在大陆,只有在农村老人才会下地干活吧。

民生上没有起色,民主上也没进展。从2003年起,几乎每年七一期间,香港市民都会走上街头,要求一人一票、普选特首。但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却被北京视为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先是一拖再拖,后又搞出一个可以内定候选人的方案,之后阴差阳错,都没能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作为过渡性法规,原本是香港各界的共识,但如今却没多少人再拿它当回事了。

就连立法会议员的人数,也是功能团体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各占一半,立法会长期被亲中央的建制派所主导,民间声音虽能在立法会得到体现,但却不是主导力量。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之城,事实上只有司法权和终审权是相对独立的。因在立法和行政分支上民众选票作用有限,所以这些议员和官员在法规、政策制定上更容易向富豪的利益倾斜,香港也越来越成为权贵之城。

虽然相比内地,香港市民有更多参与的渠道,也有发声的机会,但却难以真正影响决策。也有例外,比如前几年的反高铁运动和菜园村保卫战,就使得菜园村能够易地重建,但在利东街拆迁上,民间提出的自行改造的倡议却被城规会和市建局否决。一个以经营喜帖闻名的湾仔老街,虽然有当地居民和大学老师组成关注组共同呼吁保留,但却最终不得不为地产项目让路。

梁文道在《傻瓜,这是经济》一文中指出,市区重建局之所以不愿意采纳日渐通行的住民参与式旧区规划,原因也在于它非得赶走原区住民不可。唯独如此,它才能完整地把一块空白的土地交给地产商,让旧区变成加入市场的新资源。而且也只有如此,以商业模式运作的市建局才能分得花红。这才是市建局“活化社区”和“改善居民生活”等言词背后的真正动力。

以此审视那晚冲突的起因,小贩摆摊被驱逐。需要说明的是,春节几天流动摊贩上街,本不符合香港法规,但因多年来官方没加干涉,已成惯例。但今年过年期间,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加大了执法力度,并要在现场没收一名鱼蛋小贩的摊具,结果被其他人拦下来,接下来,警察赶到现场,却被示威者挡在一边,相安无事。凌晨一点四十五,警察强行清场,冲突开始加剧。

想到之前去香港时,我在朋友带路下吃到了地道的排挡。朋友说,在香港,像这样的露天排挡已经不多。政府鼓励摊贩进店,但对老摊贩也发放牌照,但不允许转让,也不再发放新的牌照。

昨天看到破土工作室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从1973年开始,前市政局就通过决议,不再对街头食品小贩签发新的牌照。持牌小贩的数目从1980年代末的2万来名降至2000年的9000多个,无牌小贩也从1986年的近16000人降到2012年的1690名。2009年,香港食品环境卫生署成为小贩的主管部门,对过往政策做了反思,重新签发了6739个小贩牌照,其中7%是流动小贩牌照,不到50名。

从2013年开始,香港食卫署就在过年期间加大了对流动小贩的治理力度。因为这些多是无牌小贩,在旺角等地集中摆摊,可能会引发交通拥堵,也会干扰周边市民的生活。不过“新年夜市”在香港已成传统,据说自英国在香港开埠以来就从未干涉过,如今香港政府的突击执法也引来一些市民的不满,还有大学老师前去摆摊力挺这些小贩。

梁文道在《傻瓜,这是经济》也说到,小贩和排档之罪不在于不安全,不在于不卫生,亦不在于不交税,而在于它违背了香港经济的主导逻辑,所以它注定是一种不入流的“非正式经济”。如果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在街头摆卖,那么商场要靠谁来填满呢?地产行业怎么发展起来呢?香港政府赖以维系的“垄断地租”要管谁去要呢?

如果市建局、食环署能以国际通行标准做参照,保留下特色街区,容忍下新年夜市,会让香港变得更有味道,也有助于旅游业的发展。最不济,也可以将这件事拿出来重新讨论,让民意或者立法会决定特色街区、新年夜市的去留,这比不看民间舆论的变迁,简单的依法办事要好。可这些政府部门已习惯了一意孤行,只想加大执法力度,不想费时听取民意。

三、从雨伞运动到板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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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冲突现场/图片来源:端传媒

香港正变得和大陆越来越像。初一晚上的骚乱,也像极了大陆的群体性事件,瓮安、石首等。因为民众的情绪长期压抑得不到释放,稍有火星便会引爆,暴力,则成了勇敢的象征,还贴上了正义的标签。雨伞运动是香港市民法治精神的落幕礼,明知违法,但求惩罚,以此寻求正义,而今则异化为板砖运动,不管法律,只求宣泄,以此彰显诉求,新年骚乱是板砖运动的开幕式。

此次板砖运动的中坚力量是本土民主前线。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该组织于2015年1月成立,是由2014年雨伞运动中反对泛民派和学联的一帮人组成,多为90后。他们刚成立便发起了反水客的“光复屯门”行动,看到有人像大陆水货客,便量其行李尺寸,翻包检查,并高喊“滚回大陆”、“大陆人喝中国奶”、“取消一签多行”等口号。

巧合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去年便向中央政府申请,将深圳的“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获公安部批准。或许在这些人看来,更为“勇武”的他们比雨伞运动中只会静坐的书生更有用。

从语言暴力到身体暴力只有一步之遥,此次本土民主前线板砖飞舞、铁条猛掴便是明证。雨伞是和平抵抗的象征,板砖则是暴力攻击的工具,他们已无法回头,也不想回头,哪怕会撞破头。可能有人觉得,在场的示威者只是出于义愤,但当警察倒地之后仍被群殴,那就不再是义愤,而是泄愤了。同样,警察手持警棍追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打到仆街,同样是泄愤。

有些大陆人不明白香港人为什么在英治期间不要求普选总督,非得在回归之后添乱要普选特首。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没有看到香港人的变化,香港是个移民城市,起初只是外人谋生拼搏的地方,很多时候只是中转站,不会有强烈的香港认同,但年轻一代不一样了,他们土生土长,也准备扎根于此,他们不再像长辈那样只想着生存、发家,而是想要更舒适、更有尊严的生活。

雨伞运动的失败,让香港部分年轻人的政治诉求从自治转向独立,行为方式则从主张和平转为倾向暴力,信奉非暴力不合作、追求民主中国的那批人,风头已不敌本土激进派,很快被边缘化。

看这些人反水客时的表现,和大陆年轻人参与反日保钓和抵制家乐福的游行很像,同样的幼稚,同样的暴力,同样的排外,只不过指向不同,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本土运动,但都是在寻找一个发泄口,一个替罪羊。他们拿出消灭魔鬼的架势,但殊不知,那一刻,他们自己的内心已经住进了一个魔鬼。

相像的另一点,是决策者更为强硬。警方和小贩、示威者原可相安无事,只要再多等个把小时,夜市便会自行歇业,但警方却突然开始清场。事后,梁振英直指那些示威者是“暴徒”。

梁振英“书记”也早就尝到强硬的甜头,他可以像今年的春晚导演一样,给自己前两年的表现打一百分。在他手中,一国两制正渐渐变成一国一制,基本法也很难再成为港人的保护伞。

双方的心渐行渐远,双方的脸越贴越近,那串鱼蛋,也就成为一个导火索。枪声响起,是迟早的事。没人丧生,已是万幸。但下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幸运,香港会不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还要看官方和民间有没有自我反思,而不只是相互谴责。高压下的香港如何寻到一条出路,终究要靠港人自己去探索,这需要耐心,但不管怎样,暴力和专政都应排除在外。

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佛有三个不能,不能改定业,不能化无缘,不能度尽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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