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风:机关大院红墙深锁,封闭小区想拆就拆?

凯风:机关大院红墙深锁,封闭小区想拆就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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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封闭小区为开放街区,毫无意外,引发轩然大波,有党媒甚至出面声称“拆除小区围墙,不是拍脑袋决定的”。

以往的政策,争议不少,来自官方媒体的辩护也不少,大多拿出国际惯例、援引专家观点,但直言“不是拍脑袋”的却不多见,这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政治风向。

问题仍然存在,既然不是拍脑袋决定,为何十多年前房地产市场化时,街区模式未能成为主流选择?有官员说是国人文化观念落后。然而,十多年前,除了机关大院之外,封闭小区并不多见,封闭小区恰恰是这十多年房地产开发的产物,是现实在前,观念在后。

是什么现实影响了观念?首先是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迫切需求。相比于细分地块的街区模式,大范围出让土地,既能减少工作强度,还能最大程度攫取土地出让收益。当初为土地收益而鼓励封闭小区,如今为了“集约更多土地”精打细算,转而推广街区模式。前前后后,都是自身利益衡量,至于缓解拥堵只是附属产物。

其次,封闭小区最令人青睐的莫过于私密、安全和完善的公共配套。业主之所以愿意为这些服务额外支付更多成本,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小区之外治安保障不力、公共配套失衡。离开小区,既无公园,也无街头休闲空间,高容积率建筑密布导致城市天空大范围消失,至于治安形势更是不如人意。这里的结论是,先有政府推卸治安责任和公共配套责任,然后才有封闭小区的自我保护机制。

再次,就在政府提出变封闭小区为开放街区的同时,北京广州等地都在四处推广城中村封闭式管理。这足以说明,政府对于自己的治安管理能力缺乏信心,否则何必以封闭式来保障城中村安全?相比于小区道路为业主所有,城中村中不乏市政道路,不顾市政道路公共性而封闭城中村,内内外外,从无半点法治考量。

所以,封闭小区,既是当初“大盘化”开发的必然结果,也是休闲空间、公共配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必然选择。究其根本,政府追逐短期利益推卸公共责任,小区业主不得不寻求自我防护,并为此支付额外成本。

有人说,追逐小范围的安宁,是中国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居住模式。这话说得有点含糊,在知乎上有人更加直言不讳,封闭小区是富人掩盖贫富差距的规划产物。且不说封闭小区的房奴,有多少列入富人基层?这两种观点,无不把问题推给小区业主,一如政府把交通拥堵和土地浪费的责任推给封闭小区。

还有人说,开放街区是国际惯例,独独中国“华南新城”之类的大型封闭小区大行其道。从规划科学性上说,开放街区当然优于封闭小区,原因不仅在于土地集约利用和道路资源优化,更在于社区融合。但规划是否科学,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不由规划专家决定,更不由公众决定,只有 政府,才有大笔一挥的权力霸气。显然,”造城运动”的根源不在规划而在权力。

还有人说,想要开放小区,首先开放机关大院。道理显而易见,小区产权属于私权,归业主所有,而机关大院产权属于单位所有,机关性质又决定其公共属性,开放机关大院,恢复街区功能,自是义务所在。但业主因为私权而反对,机关单位更会因为利益而反对。

如今开放机关单位公厕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完全开放机关大院。广州3岁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厕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作为回应。市民借用机关厕所,都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想从机关内部通过,岂不是翻了天了?

机关大院红墙深锁,业主矮墙不堪一击。权力与权利的对垒,结果或许是料定的。但鸡蛋与高墙(eggs-walls),永远都在!

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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