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贾葭,网络时代“多余的人”

曾金燕:贾葭,网络时代“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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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仿佛是从书里走出来的一个人,带着几分古典的儒雅,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敏感和彷徨。即使严厉批评,也因为一种雅致或俏皮,文字里少了火药味而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余地。

青年专栏作家贾葭(2016),从北京机场失联十天后终于报平安。这过去的十天,我脑子里满是他笑盈盈的问候。他用「您」丶「老师」丶「*老」称呼对方,诚恳丶礼貌又亲热。多少次和友人把酒夜谈,从历史丶哲学丶爱情到个人际遇。在北漂和港漂寻找存在的他,突然失联令我们寝食难安。

去年数次见面,我们打趣他的首饰,那精致丶抑或年轻人的洒脱和时尚,强化了他身体上文弱的美和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他偶尔提及警察找他。对他来说,模棱两可地接受暂时的行动或言论禁令,是必须的妥协又是难以安心的现实。表面上,这是他对中国政治环境清醒认识的结果。也许他自己也未直接说明的是,他对中文写作和读者的严重依赖,使得他哪怕频繁往返海外,戏说「早发财早移民」,也下不了决心远走他乡。

他的漂流状态既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是京港台国内外地域上的。作为主力之一,他将《阳光时务》丶《大家》打造成具有特色的优秀华文媒体,“功成”之后,他似乎更不安。说到底,他和中国当下年轻的知识分子面临共同的问题,被眼下中国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和重重暴露的社会问题给深深地刺痛,又持久地质疑自我,难以满意自己的存在状态。

他不愿意和当局合作,一方面拒绝融入当局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传媒话语论述,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言行受审查的现实;他生性敏感多情丶生活品味方面又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审美趣味上和倡导社会激进变革的手段格格不入,绝无成为行动者的可能,更遑论直接参与社运和政党政治;他不满社会现状,但又和劳动民众的距离甚远,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相对优渥的物质生活。他拜访名流和大家,虚心求教,也不忘游戏和物质享受。以文论道的形式和内容创新给了他喜悦,而作为文字工作者在无法保全独立意志的自由和深重的社会不公面前的无力感,又令他陷入难以言说的道德焦虑。

这种道德焦虑在中国文人中由来已久,使知识分子在与自我的孤寂对话中障碍重重。传统的中国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八九学生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普遍的理想幻灭感中,从民众到知识精英,改革开放带来的团结丶共识和期待一俱不复存在。思想界一部分人转向保守抑或经济务实,从传统文化抑或从后现代主义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路径越发亲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感情,自由主义者也前所未有地分裂,在哲学意义上的丶政治学意义上的丶经济学意义上的丶理念上的和实践层面的「自由」中任意取舍,争论不休。

网络带给中国非体制内的知识阶层(未必接受高等教育,有能力并且愿意为社会公共利益发声,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们)些许机会,使得贾葭这样的人在审查之外的文字能有机会抵达中国的普通公众,甚至通过网络打赏(网友自愿付费)获取有限的收入补贴独立写作。电子支付还协助了推特和新浪微博上送饭党的出现,广义上讲,他们基本上抱着在海滩上往大海扔小鱼的姿态,能救一条是一条,以切实行动在小范围内做社会改变,寄希望於民众的自我良心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行动,同时也不排斥与体制内的人对话沟通。近两年来,送饭党和务实NGO实践者们,一个个遭受更严厉的打压,要么机构被解散(如传知行丶立人乡村图书馆丶众泽等),要么自己经历牢狱之灾或至今被软禁。务实行动空间的缩减,加重了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的道德焦虑。

贾葭认可「送饭」的伦理,却没有参与「送饭」的行为。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行动本身和他的气质丶性格相冲突。这是他的忧郁和焦虑的来源。他的个人气质在这里给出一面镜子,为何总有一群人对人类普世价值毫无疑义地认同,却对越来越深地卷入维权和社运过程产生疏离感和异化感?当批评者和反抗者使用的语言和压制者的话语形式进入类似的算计丶激烈丶暴烈丶义正严辞甚至霸道丶道德上的居高临下,这些深深忧虑社会不公的人却本能地敬而远之。她/他们也无法选择革命家的反抗模式,无法忍受社会活动家在运动中所要忍受的重复丶单调丶和缺乏诗意的丶政治的语言。她/他们将眼光投向创作本身,寻求和压制者不一样的话语表达形式,寻求不一样的文字丶画面丶声音丶影像……乃至生活方式。这本质上,是审美趣味的区隔,是迎合身体本能和性格的个人选择,是将自由独立实践到日常生活丶追求人的完整性的冲动。不过,她/他们也放弃了在社会行动的重复工作中寻找创新的可能。

谈话中贾葭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喜,他信手拈来民国丶文革资料,对中港台熟谙,涉猎广且深,是不可多得的对话者,在年轻人中尤其凤毛麟角。他爱读书,甚至打算念博士潜心深研究,对知识有深层的渴望。对完善自己丶超越自己有难以遏制的冲动,他还在如何走向真正的丶诗意的丶自己的存在方面迷惘──谁又不迷惘呢。他也许不会承认自己对中国这片土地丶女人丶语言和读者的依赖,只是内心说不出的苦闷又烦恼。一旦到了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他没有选择往外走,而是缩回去,回到自己的土地和语言。他也无法向流亡文学的话语体系靠拢。当年屠格涅夫丶普希金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也是这样游离于体制和体制的反对力量之外。后来诗人茨维塔耶娃流亡海外,和俄罗斯侨民界格格不入,也是主要基於这种话语方式上的冲突。她最后选择回到俄罗斯文学的地理疆界,也就是前苏联,沦入悲惨的境遇。归国不久,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被枪决丶女儿被流放丶自己上吊自杀丶儿子上前线受伤后不久病死。

众所周知,诗意的丶审美的丶贵族的话语和一个严密控制的体制是冲突的。令人沮丧的是,试图改变这个体制的社会运动和任何政治运动一样,充满算计,它所需要的语言和人物也缺乏诗意和美感。这使得渴望自由丶对社会不公不幸敏感和愤怒的文人及艺术家们苦闷丶彷徨丶忧郁,始终徘徊在体制和改变体制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力量之外。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或者一个控制不严的专制社会,贾葭这样的文人──“多余的人”和政治尚且可以共处。一旦社会危机加重,控制更加严密,人的丰富丶独立丶趣味和创造力,即人的灵魂,不但是多余的,也是危险的。因为权势者需要把人变成彼此相同的抽象的影子而已。“多余的人”和政治之间基於审美趣味和存在方式的冲突变得更加剧烈。囚禁贾葭,其实是在囚禁处於政治运动边缘的文化人的灵魂。这种囚禁,是政治的耻辱,也是囚禁者束手无策和自我羞辱的表现。它反映出中国人超越了职业和政治界限的普遍的焦虑,以及缺乏行动勇气和能力的现状。

此文完成的同时获得贾葭回家的消息,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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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J. (2016). 我的双城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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