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药丸:盛世自信与精神萎缩

大清药丸:盛世自信与精神萎缩 

2017-05-31 林夕 有病要读书3
1755年9月,大清帝国江苏山阳县发生了一起案件,令大小官员们战战兢兢、备感压力。

江南河道总督富勒的奏折勾勒出了事件的原委。本年九月初六,一位名叫赵永德的旗人到县衙出首,状告盐商、原任刑部郎中程□(上执下金)写“反诗”。赵永德的证据是程□(上执下金)所着的《秋水诗钞》抄本,其中不少诗歌语涉诽谤污蔑当朝。事涉造作逆诗,当事人又是致仕官员,山阳县令胡昕耀不敢含糊,先将抄本存案,不作声张,即刻赶到程□(上执下金)查家找原版《秋水诗钞》。

在程家找到的诗歌刻板,却并没有支持赵永德抄呈的“逆诗”证据。有些诗有出入,有些“逆诗”如《避世吟》、《大人先生歌》则根本没有出现。涉案人程□(上执下金)反戈一击,上呈赵永德给他的四封书信,指控赵伙同他人改换字句伪造逆诗,在敲诈他未遂后这才出首诬告。胡县令于是捕捉赵永德同伙到案,该人供认赵永德是旗人,且来自京城,奉命来地方办大事。

然而经过胡县令逐级上报,河道总督、江西巡抚、漕运总督等一方大吏皆投身其中,抓捕案件牵涉到等每一个人,陆续向皇帝上奏折,报告此事的处理进程。

我们如今难以想像,如此一个看起来事实明确的诬告案,居然引发地方大吏如临大敌过度处理。这是因为就在这年二月,乾隆利用一桩文字案,整肃朝廷日益严重的朋党之争,对地方大臣形成了一个颇大的“压力场”。

到十八世纪中期,大清入主中原已逾百年。除了康熙初年三藩叛乱,大多数时候可谓是太平年月。乾隆的统治一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奢侈的时期。财政改革带来收入增加,国库存银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1755年至1792年,清朝陆续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缅甸、安南等,历史上没有一位中国皇帝拥有如此大的疆域。这样的“硬实力”让这位本就个性浮华的皇帝更为骄傲和自信。他认为本朝定鼎以来,“承平熙皥”远超汉、唐、宋、明。道路和制度上的自信又令他有了确立理论自信的野心。

于是,这位皇帝亲自操刀,塑造他“千古一帝”伟大光荣正确的形像。圣王、孝子、诗人、学者、军事天才等等,按照这些模式,他精心营造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扩建皇家园林圆明园,以彰显个人品德的圆满无缺和政治业绩的完美超越。

与此同时,以暴力和野蛮获取天下,征服者对于任何反对的声音,或者危及皇权的力量都异常警惕。从康熙朝开始接连不断的文字狱,便是以异族入主中原的皇权对汉族精英猜忌打击的集中呈现。

乾隆即位以来,两位顾命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俨然双峰峙立,为朝中满汉枢首。大臣们各自站队,门生同年互为援引,托庇同党,同时不遗余力攻击对方阵营。大清的皇帝们一向极为警惕朋党。乾隆之父、雍正皇帝即位第二年,便作《朋党论》以儆效尤,其核心理念便是,作为臣子,除了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不能有别的主子和其他标准。六年前,乾隆则借上谕发出警告:“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朕衷独断?”

然而,党争之势依然无法遏止。因为“乾纲独断”正是朋党孳生的温床。二水分流、抑扬平衡,从中获利,从来就是帝王的驭下之术。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管理术很有效,但其负面效应亦可能很严重——朋党势力膨胀以致失控。这是自诩极高的乾隆所无法容忍的。

皇帝选中了鄂尔泰的门生胡中藻作为靶子。鄂尔泰此时虽已去世,鄂党仍然极有势力,其中既有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也有沾沾自喜于“记出西林第一门”(鄂尔泰字“西林”)的内阁学士胡中藻。

在读了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之后,皇帝等待已久的时机出现了。他打破了乾隆六年“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自我标榜,指责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用文字恶毒进攻伟大的圣朝和无比正确的皇帝。

汉语中有一个词“深文周纳”,便是形容这种罗织罪名之道。比如,他质问胡中藻有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把“浊”字置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担任广西学政时,曾出一取自《易经》的试题《乾三爻不像龙说》,亦被乾隆痛斥,乾隆乃是皇帝年号,龙隆同音,这是严重诋毁。

诸如此类的文字指斥,居然成为定罪的罪证。同时,乾隆发动各地官员,举报搜缴胡中藻任期所出试题,与人唱和的诗文,尤其是与鄂昌往来书信。对于皇帝的用心,办案官员领会于心,江西巡抚胡宝瑔上奏,曾任江西按察使的范廷楷包庇纵容胡中藻,此外尚有地方官数人与胡借诗文往来互为党援。

此案最终牵涉颇广,在数月之后方才结案。与其他文字狱案相比,此案处理结果尚称“宽大”:主犯胡中藻免凌迟,改为斩立决,家属免连坐;李蕴芳与胡中藻有结党之嫌,而且收受贿赂,亦处斩。鄂尔泰则被取消死后的“高干待遇”,撤出了贤良祠, 不准入祀。鄂昌因与胡中藻互有唱和,自然也被查出有怨恨之辞,亦被从宽,赐自尽。

道光朝宗室学者昭梿总结此案,曾说:“胡阁学(指胡中藻)为西林得意士,以张党为寇仇,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盖深恶党言,非以言语文字责任也。”(《啸亭杂录》)可谓一针见血指出胡中藻案是乾隆整治朝争所树的一个典型。

一方面,在此种文字罪人的恐慑之下,帝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唯恐留有口实。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在办理文字案时,又唯恐不够严厉,以致自身被牵涉其中,一旦有违圣心,不止顶上花翎不保,且有性命之尤。于是,我们便能理解总督、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何以对《秋水诗钞》案如此上心。

然而此种非常规治理手段却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此案发生后,协办大学士梁诗正说了一段话,颇能体现当时官员们心理:“向在内廷之时,唯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之后,乾隆朝的文字狱迭出,获罪文字也更加荒诞不经。掌国者顾盼自雄,贱视文人,以残酷和蛮横压制血性和士风,逐渐剥落了朝野读书人的内在动力——他们久受儒学浸润,以天下家国为精神感召。虽一时维稳有方,然长期来看,文网严密造成民族精神上的矮化,既令帝国的人物、学术日趋委靡,其历史因果还报应在中国人的子孙后代身上。

而《秋水诗钞》案的进展亦暴露出“胡案”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原来主使者与程□有过节,在胡中藻事发后,发觉可以借机报复仇家。而赵永德也不是什么正黄旗旗人,不过是顺天府宛平县城的一个古董商人。

虽然乾隆在谕旨中声明,他出于世道人心惩治胡中藻,若因此“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地方官员“辄以上闻”,那么“告讦纷繁,何所不至”,此等“刁风”断不可长。然而,所谓上行下效,他已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皇帝用子虚乌有之事惩治臣下,官员们一则万马齐喑,一则学会了藉此打击政敌,民众也看到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的“好处”。

检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出首之人出于私仇报复或敲诈钱财不在少数。于世道人心的崩毁,清朝皇帝可谓居功至伟。而人性的恶一旦释放,经百多年熔铸,便成为公众情感的DNA,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支配彷徨四顾中的大多数,成为鼓荡人心的时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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