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沉默、大象、和子弹无法击落的声音

写在世界新闻自由日:沉默、大象、和子弹无法击落的声音

不管怎么说,如果某一天,你捧着一本书,沏了一杯茶,正打算消磨人生里又一个无关痛痒的下午。
这时候,你翻到一篇文章,你看着看着,眼泪就这么突然涌了出来。你默默地哭,动也不能动。这世界万籁俱寂,只剩下你的心跳和被视线模糊的纸上的文字。
那么我想,这多多少少会成为你生命里值得记住的时刻。

于我,就有这么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
我永远记得看到那篇叫《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文章的那一刻,给我心理带来的震动。
这篇文章讲的是遥远的北欧,伟大的文学家米兰昆德拉故乡的故事,一个有关语言和勇气的故事。

1968年1月,陷入经济困境数年之久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新的领导人杜布切克的带领下,发起了后来被名之为“XXX之春”的改革。
  
同年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被数十名苏军“暴风”突击队员迅速占领。与此同时,苏军及其华约联军共25个陆军师,分别从捷克的北部、西部和西南边境兵分四路,入侵捷克。

21日拂晓,苏军迅速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仅持续了半年的改革,在苏联及其华约联军的“兄弟式的帮助下”被迅速扑灭了。

《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这篇小文,讲述的正是21号拂晓以后,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广播人身上的故事。


苏联的入侵很突然。
早上八点,从酣睡中醒来的布拉格市民听到了来自布拉格电台突然插播的消息,苏联军队正在逼近电台大楼。

女播音员的声音依然控制得很平稳,她说,“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

电台终于沉默了,听众听到了哭泣的声音。
然后,捷克国歌响起,《我的家乡在哪里》的旋律通过微波覆盖了这座悲情城市。
这时的布拉格,无数的市民听着自己的国歌,失声痛哭。
接下来的两天,捷克电台的媒体人让包括入侵苏军在内的全世界,见识了什么叫永不放弃。

在一段沉寂之后,布拉格电台的播音又得以短暂的持续。因为听到了入侵苏军包围电台大楼的广播后,越来越多的市民涌到了电台,穿着迷你裙的姑娘和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在电台大楼前组成了人墙,他们迫使坦克停了下来。苏联军队第一次遭到了抵抗。

在市民与坦克对峙的时候,布拉格电台的驻入点记者仍然持续发回来自其他城市现场的报道:“这边也有成列的坦克,离他们远点,攻击他们是愚蠢的自杀。”

当天晚些时候,就在电台大楼终于被攻破之前,市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来自布拉格电台最后的播报是:

“那些待在夏令营里的孩子是安全的,父母们不要担心。这里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

从21号清晨直到23号凌晨5点04分,捷克境内最后一家官方电台被包围,播音员和记者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

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国家的最高首脑被拘禁之后,在武装力量全部被瓦解之后,在所有官方电台被苏军占领之后,“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仍然在不同的频率间此起彼伏的传送着。

有些播音员的声音是观众熟悉的,有些则是新人,背景有些嘈杂,敲门的声音,隔壁房间讨论选题的声音,每隔几分钟,播音员就会重复一遍“这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以便让刚刚加入进来的观众明白。

50万苏军正在搜查这些电台,常常是一个电台消失了,另一个电台就加入到广播网中。这些媒体人宣称,有1400万同胞的支持,这样的广播将持续下去。

苏联军队陆续摧毁了大量发射机和电缆,但广播网仍然在有效率的运行:
德国一位小说家正在捷克访问,他接受了来自“自由、合法的捷克电台”广播网的电话采访,很快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的谈话;

捷克学生拿着自己的小收音机,靠近停在路上的坦克,想让那些士兵听到真相;除了新闻报道,电台还依然会不时播放音乐。

在维瓦尔第的交响乐后,播音员说:“我们的国家曾被占领过几个世纪。我们的历史是悲伤的历史,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尊严。”

接下来,另一位播音员说“我们并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希望那些待在街道和广场上的人赶紧回家,街上并不安全。”

依靠听众的信源,广播网有时还会向某个电台的秘密地点发出警告:“赶紧带着你们的设备撤退,军队正在向你们的方向进发。

8月27日,一位电影明星在电台里谈话:“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未来的演出、报纸都会经受审查,但我们可以做的,是让我们的思想保持飞扬。”

8月28日,广播网发出最后的呼吁:
“教师们,你们对于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你们要本着自由和人性的角度来指导学生,记住这些天发生的一切,把真相告诉给孩子们。”

8月29日早上,只有一家“自由的”电台还在播音,在950千赫,市民们守着自己家里的收音机,努力搜寻这个频率。声音渐如耳语,接下里,便是一片死寂……

从发动突袭到逮捕捷克最高领导人,苏军只用了不到一宿的时间。
而从苏军成功入侵,到最后一家“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被查禁,50万苏军花费了整整八天八夜。
那是一篇平和客观的文章,作者苗炜有着行文时惯常的平稳语调。但是读毕全文,可以说,这里的几乎每一个文字,都会让你痛彻心扉。比如这一段:

苏军知道播音员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家庭住址,但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工作。而在危急的时刻,这些电台的从业者不但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没有忘却仍然尽力给听众带来收听的美感。

一位记者从被包围的捷克军队的营地里发回的报道说:“营地已经被坦克包围,捷克士兵从营房的窗子里往外张望,他们好像置身于卡夫卡的小说之中。”

有主持人发出这样的评论:“这些天我们接触了许多无法翻译成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单词,他们来进行兄弟式的帮助,我们所做的是反革命的。我们太聪明了以致难以理解这座巴别塔,但我们知道巴别塔还是会倒塌。布拉格终将成为一座沉默之城,但我们的语言还在空中,他们的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


这篇文章对我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一个微弱的但是决定性的力量,就像心里面一个小小的道岔,在那个几年前的午后,被轻轻的扳动了一下。
在那之后很久,我明白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人生有了另一条不合群的岔路。

因为这篇小文,我见识了49年前,居住在伏尔塔瓦河岸的热爱自由的友善又坚强的人民。

他们在覆巢之下,虽明知大势已去,仍不惊不惧,恪守本分。
他们在铁蹄下坚守的不仅是良知和责任,他们竟然仍然保有着灿烂的诗意和高昂的头颅。

重新在5月3日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看一遍这篇文章,我现在很难不做这样的假设:

如果回到40多年前的布拉格,那个坦克车碾压的八月,我们是否也可以保有这样的勇气,面对着话筒(笔、镜头、键盘,无论什么),面对着坦克和已经很近的机关枪的声音,平稳的说出:这里是自由、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

也许有人认为,拿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比喻现在不对,毕竟那是外族入侵。但我认为道理是一样的。

宋教仁被杀后,袁世凯当局对铺天盖地的报道极为不满,随后大量报馆被封停停,报人遭警力传唤逮捕。能够存活的报纸数量较之民国元年急剧下降,新闻界力量遭遇最残酷绞杀,史称“癸丑报灾”,那是1913年。
刚刚过去一百年后,“癸丑报灾”历史重演。
是的,我当然知道,很多时候,人会被习惯和情绪所无形控制。沉默久了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中国社会更是习惯明哲保身,说多错多,活着就是好事。只要自己和家人没受伤害或大伤害,对很多恶事也是无所谓的。“莫管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直到有一天,当黑暗延伸到自己,才奋力嘶喊,看到的也许是正是当日自己的“无所谓”。

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的悲剧正是源于集体沉默。
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

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
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

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有本书叫《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深刻阐述了为什么悲剧往往来自集体沉默。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

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

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因为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

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

“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

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

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

十年浩劫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当然,沉默并不可耻,人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活着来到世上,再也不能活着回去,人人有权利让自己过的更好,这又能苛责些什么呢?
可耻的是我们用沉默来巩固高墙,在鸡蛋与高墙的对峙里,怯懦的站在高墙的阴影里。

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没错,我们都是那只庞然大物脚下脆弱的鸡蛋,不管是谁。

正因此,我借由那篇小文,以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电台之名,以鸡蛋之名,面对着少的可怜的读者,对着我的同胞再说一次那样的句子:
中国或许终将成为一座沉默之城,但我们的语言在空中,在赛博空间的字节里,他们的子弹无法击落我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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